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1924年国民党师俄改组后,"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华北局势动荡使选举制的实践历经曲折与变异。抗战之初,国民党曾一度明文暂停省县选举,虽时隔不久再度重启,选举制却已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其中,以朱家骅与CC系在地方党部的竞争为主线,亦掺杂了三青团、政学系与地方实力派等多种势力的较量。在党内民主外衣的遮蔽下,各方为赢得选举,不惜僭越制度,操纵选举。最终,选举制的恢复不仅未能使党务振衰起弊,反而导致党内派系矛盾彻底公开化,地方权力秩序陷于混乱,将国民党引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学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约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但联大同时也包容其他党派的教授与学生。联大教授群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抗战中后期朱家骅的对德活动——以国民党的对德舆论及敌后对德工作为中心

抗战中后期,面对中德关系由危机转为断交、宣战,朱家骅以各种方式作出反应,在关注和干预对德舆论的同时,指示国民党敌后组织及有关人员建立对德工作渠道,妥善安置在华德侨,为战后两国关系的恢复创造条件.作为现有研究的延续,①本文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未刊朱家骅档案为基础,对这一时期朱家骅的对德立场及有关活动进行梳理...     

抗战时期的战区检察官——以国民党特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以前,国民党当局已启动把司法系统纳入党国体制中的进程,党务人员从事司法工作即其体现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赓续这一进程,显著例证即战区检察官的出笼。与一般检察官相比,战区检察官的职权大为扩张,不仅可以办理普通刑事案件,还办理侦查特种刑事案件,尤重于"锄奸肃反"。在党国体制中,党与国在诸多领域是重合的,作为国家主体代理者的检察官,在党国体制中可转换为党的代理者。在面临外敌入侵之际,掌控政权的国民党试图通过充实、强化检察系统,增强抗战能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国民党内部派系重重,控扼国民党党务系统的CC系,自然将其掌控的中统特务人员转任、渗透进入司法(检察)系统之中,由此造成战区检察官的实际运作与原初主旨背道而驰:本应为抗战中的国家利器,却成为国民党维护专政的工具,进而衍异为党内派系的斗争工具。经此,国民党党国体制中很多的无规则性、肆意性被引入原本尚有一定规则可循的司法系统之中,破坏力甚巨。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宋金关系中的崔与之——以嘉定年间为中心的考察

嘉定年间,宋金双方由和平走向战争是一个总趋势。崔与之在淮东和四川任职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边防,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全局出发,严密部署,以期取得对金军事斗争的胜利。在崔与之的思想中,其所认可的和,是南宋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的平等议和,其所主张的战,是以守为战和待机而动的战。和与战的基础是守,只有在巩固根本和积蓄力量的基础上,和与战才能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务实的表现。嘉定年间,崔与之在抗金前线能够固守待时,对朝廷能够坚持己见,不愧是一代名臣。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煤炭安全生产管理之我见——以贵州省德江县为例

随着煤矿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国家对煤炭安全生产管理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时一些乡镇煤矿企业,例如贵州省德江县的煤矿。自1998年以来,经历了多次的整顿与改革。在生产规模和安全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按照国家安全管理监督局所颁布的《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来要求的话,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由此可见,对于乡镇煤矿安全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为此贵州省乡镇煤矿的领导们全面综合的分析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以及今后乡镇煤矿的发展建议。     

低碳旅游行为与目的地管理相关性探究——以贵州省为例

低碳旅游是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具有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贵州省近年来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多样化的旅游资源,积极推动低碳旅游的实践,旨在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繁荣和生态环境保护。本文通过对贵州省旅游目的地与消费者低碳旅游行为相关性进行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发展建议,为其他地区的低碳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清代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关系初探——以晋南方志为中心

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村镇关系体现在方志的记载思想中:镇隶属于乡里,却又处处显示出其优越性来。从镇的历史演变分析,镇来源于前代的军事关镇,或在普通的村庄堡寨基础上自发形成,即使存在部分由官方扶植而形成的镇也始终以村落固有的形式发展延续。然而,镇在人口和规模上却远远超过了普通村落,所承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功能奠定了镇在乡村的中央性地位。简言之,镇虽囿于乡村的范畴,却实际为乡村聚落的中心地。     

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再探——以产生时间和原因为中心

新人口论认为中世纪中期工资劳动市场的快速扩张来自人口过剩,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将中世纪晚期工资劳动市场的形成归结为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兴起。尽管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都不能从整体上解释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的存在。中世纪不同时期,领主庄园、农民家庭和工商业者作坊或商店对工资劳动市场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因而需求拉动是中世纪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资劳动者比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中世纪西欧工资劳动市场是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家庭劳动力和领主庄园的农奴劳役的重要补充,而并非一种异己力量,只有当条件适合时才会转变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市场。     

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以天主教延吉教区为中心

延吉教区德国天主教本笃会与伪满政权始终处于妥协与冲突的互动关系中,妥协是主要的,冲突则是次要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教会学校国有化、神社参拜等问题上.天主教会寻求伪满政权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伪满政权对天主教会利用价值的重视,是政教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伪满政权的高压政策是引发政教冲突的主要原因.     

初级社带动下的互助组第二次大发展（1953—1955年）——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考察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以后,在“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方针的指导下,贵州省农业生产互助组迎来了第二次大发展。相比第一次大发展,第二次大发展从注重数量转向质量与数量并行发展,进行内部优化组合,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实质上是常年互助组的大发展。互助组第二次大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为初级社的发展及其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扎牢基础、厚积薄发的思路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再探——以青铜器的情境分析为中心

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的判断需要将其置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群总体的“出土情境”与“文化情境”中考察。大洋洲青铜器在摆放、类别、毁器与涂朱以及祭祀性器具的有无等出土情境方面,与同时期墓葬随葬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与同期南方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大洋洲青铜器出土于河流旁边的沙洲,也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主要出土于河川附近祭祀坑之情形一致。总的来看,新干大洋洲遗存具有明显的祭祀特征,很可能为祭祀坑。     

明初户帖制度再探——以新见户帖为中心的考察

洪武户帖作为明代户口统计的原始档案,是研究明初户籍制度及财政制度的重要史料。然而,业已发现的户帖原文仅20余件,远不足于厘清户帖制度的全貌。甚至学界对户帖是否具有征发赋税的功能尚存在争议。新见《洪武五年潭州府湘潭县李祥户帖》为我们探讨明代户帖的运行实态提供了新的史料。结合该户帖与相关文献资料可知,一是户帖在全国的推行存在一个较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二是明初不少地区施行单一的赋税科则,统计有田地的总数即可完成赋税的征发,户帖的赋税功能毋庸置疑。三是黄册颁行之前,明王朝并未在全国施行划一的赋税制度。     

近代天津华商纱厂经营衰败原因再探——以裕元公司为中心

一战期间列强忙于欧战,加之纱贵花贱,天津棉纺织业获得快速发展,1920年代初天津华商六大纱厂相继建成,然而纱业萧条却接踵而至,各纱厂虽然调整振作试图走出困境,但是却越陷越深,延至1930年代均归于失败。通过梳理裕元纱厂负债经营的过程,不难得知其得利先分,举债扩张,运营中流动资金不足,动辄则仰给于借款,为企业发展埋下病根;公积金、折旧提取不足,造成固定设备不能及时更新,产品结构老化,以至于产品积压,资金周转过慢,债息愈来愈重,企业不堪重负最终解散。这一时期天津其他华商纱厂情况大体类似。以往对于纱业经营危机的研究,多强调企业经营内外环境的恶化,尤其日方纱商的挤压是造成经营衰败的原因。实际上,天津棉纺织业自身经营的内在缺陷即资产负债率过高是导致其衰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