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弃儒就贾"是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些学者视"弃儒"者为儒生或士人,将"弃儒就贾"之风作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立论的起点或依据,进而提出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本文通过对"弃儒就贾"本义的考证后认为:一是此处之"儒"是指科举士子的举业,而非"四民"中的士;二是"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三是"弃儒"不一定"就贾"。因此,"弃儒就贾"之风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融合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似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龙游古村落群商帮缔造的天下

浙江西部,群山环抱中的小县城龙游,聚集了上千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它们的缔造者,是中国十大商帮中唯一一个以县级行政单位命名的“龙游商帮”。无论是村落布局还是建筑遗存,这里都透露出龙游的辉煌往事——一批从浙西山区里走出来的商人群体,既无官府支持,又没有强大的宗族势力,     

儒道与治生之间——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中的对峙与融通

本文将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概念——“差序格局”引入儒教经济伦理观念的框架中 ,揭示出体用、本末等反映儒教经济伦理的重要语汇及其大致的分类 ,也注意到它们对俗世性的产业行为、职业观念等所具有的规约导控作用 ;进而以“儒——商”、“农——商”这两种对峙性的经济伦理观念作为切入点 ,剖析了业儒与事贾之间两极性的传统经济伦理的基本特征 ;但是在明清时期 ,商界群体在商业活动中却努力地以“理——欲相通”说不断消解着原本对峙的经济伦理 ,致力于粘合二者之间的嫌隙 ,儒道与治生得到了有限度的结合 ;时至晚清时期 ,这种有限度的结合又实现了近代意义上的转换。经济理性主义虽然成为近代商人群体的圭臬 ,但经济伦理观念中的近代理性成分与传统伦理因子依旧纷然杂处     

张舜徽论《清史稿》〈艺文志〉与〈儒林传〉改修问题

一代通儒张舜徽先生对清代学术情有独钟,曾在学术讲演中说:"我平生喜欢看清代著述,单就文集一类,便涉猎了一千家。"①又曾经自叙为学历程说"少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②。在先生已经刊刻的著述中,专论清代学术的有《顾亭林     

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成田龙一著《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评介

成田龙一的《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是一部着重回顾与梳理了战后日本史学界有关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状况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将战后近现代日本史研究分为"战后历史学"、"民众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研究范式、代表性著述和主要观点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该书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战后日本史学界的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主要状况,对解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和把握近现代日本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大有裨益。     

《明故龙孺人杨氏墓志铭》考

《明故龙孺人杨氏墓志铭》是明成化年间过世的龙瑄妻、京庠生龙霓母杨妙福的墓志铭。这则墓志铭详细记述了龙孺人杨氏的家世、妇德和婚嫁情况,但并没有收入作者陈音的《愧斋集》而传世,幸而因志石出土而获其传。墓志铭展现了龙霓、蒋达、陈音、吴道弘、白昂等士人之间的交游关系,描绘了杨妙福家内"完人"的女性形象,并保存了对刻工等信息的记录,是还原明初"由武入文"的南京龙氏家族较为重要的一则资料。     

论明清广州商人的贾而好儒

商与儒,自古以来,似乎是风马牛而不相及。特别是重农轻商,崇本抑末一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政策与传统观念,经商与业儒更是水火不相容。     

陈维崧佚文十篇辑考

陈维崧是清代著名词人、骈文家,一生著述宏富。因其交游广泛,有不少作品未收入全集,冒广生、陆勇强、周绚隆等人皆有辑考。今新辑得其佚文十篇,并加以考释,为陈维崧研究提供新资料,对深入研究其生平、交游和文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昆仑龙脉观念溯源

昆仑龙脉观念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唐宋时期地脉观念、山脉观念融合,形成龙脉说。宋明时期,堪舆学将具有天地之中、天柱、位于西北、众河源头等特征的神山昆仑纳入龙脉说中,奉昆仑为"诸山之祖""三大干龙"之首。昆仑龙脉说是实证地理与神话地理在堪舆学中的应用性结合。     

余英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演进中,余英时尤其推重"宋学",并对"宋学"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综合余英时的著述与论说,他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与精神,即:援释入儒的文化贡献,"内圣外王连续"的儒学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实证与诠释结合的经学方法,"朱陆之争"的思想线索。     

1911年以来学界对清儒《尚书》著述研究综述

<正>《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学者不断对此注解。清儒为之注解的著述达300余部,涉及《尚书》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广、学术之精,为历代研究之精要。民国以来治《尚书》的学者承继清儒治学的途径,不断评介清儒尚书学成就,涌现出大量研究著述,现把1911年以来学界对清儒《尚书》著述研究略述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是正。     

《清顾尚洁先生墓志铭》标注说

顾尚洁是清末著名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清顾尚洁先生墓志铭》对研究顾尚洁的生平、思想和著述,以及江淮文人集团的交游和清末外交史实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试论安徽沿江平原商代遗存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

本文以安徽沿江平原地区的商时期遗存为考察对象,将该地区商时期遗存划分为两种,其中沿江西段为"薛家岗遗存",东段地区为商文化"大城墩类型"。通过与周边地区比较,对两类遗存的年代、性质及文化特征进行了分析。为了揭示沿江平原地区商文化的来源,本文将该地区所见商时期遗存与周边的江淮西部、宁镇及江汉东部地区进行比较,得出了商文化南下对安徽沿江平原的东、西两段地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主要原因应与商王朝对铜矿资源追求及南下路线的不同有关。     

驰骋西北的平阳商帮

平阳商帮作为晋商的一支,明清两代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清末民初逐渐由繁盛走向衰落。平阳商帮经贸西路,其经营地点基本为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如西安、兰州、银川、武威、酒泉、西宁等,其经营行业涉及盐业、冶铁业、布业、烟业及茶叶等。明朝"开中法"的实施为平阳商人经贸西路拉开了序幕,丝路贸易的繁荣吸引平阳商人前去经商,"互通有无"的商业模式给平阳商人提供了商机,便利的交通亦是平阳商人经贸西路的重要条件。     

《訄书》修订和尊法反儒——原刊本、手校本、手改本等研究

章太炎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当他投身革命的时候,是生气勃勃、尊法反儒的,但后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逐渐退到"宁静"的书斋去尊孔读经。章太炎从尊法反儒到尊孔读经的演变过程,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从进步转向倒退的一个缩影。     

高明交游新考

著名戏曲家、诗人高明在元末的江浙一带颇为活跃,他曾汲汲于功名,“爱飞腾近日边”,断断续续地做过元朝十几年幕僚文职类的小官,但最后终于看破现实社会的黑暗、腐败,为了不使“尘土污儒冠”,弃职跑到宁波鄞县,过起“焚香清坐淡忘忧”的隐居生活.关于高明的生平交游,钱南扬、戴不凡、侯百朋诸先生都曾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进行过考证、钩辑,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解高明及其不朽杰作《琵琶记》提供了极富价值的资料.本文作者在检阅有关书籍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高明交游方面的资料,撰成此文.题曰“新考”:一.交游者为前人所未考知,或已考知而又有新的发现、补充;二.将作者生平交游与思想行为相联系,通过交游考察高明世界观的衍化、思想意识的嬗变及行为的超俗隐居等,为全面、科学地阐释《琵琶记》奠定基础.     

胡适之《说儒》研究史(1934-2014):评述与展望

《说儒》既是胡适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之一,又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儒学研究史的新走向。自从1934年《说儒》发表以来,相关论争和研究几乎从未停歇,从而成为民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有关《说儒》的零星议论从其发表之后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1949年后。现在看来,海内外的多篇相关论著,均各胜擅场,其本身亦成为当今中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尚无法回答诸如胡适晚年仍坚持的《说儒》出现后中国上古文化史需"从头改写"的信心自何而来、《说儒》现实关怀何在及其本身的多重意涵等问题,此或亦是《说儒》及其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     

清初诗人颜光猷生平交游著述考述

颜光猷是清初康熙年间诗人,也是曲阜颜氏家族文人代表之一,有诗集《水明楼诗》六卷传世。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颜光猷本人和著述关注不够,研究成果更少。如何对颜光猷的生平交游作全面的考索,对其流传于世的著述作深入的探讨,还原一个真实、丰满的颜光猷,勾勒其在顺康承平之世治学、科考、为官和著述的文人行历,展现一个受家学和时风影响下的传统文人形象,是文章关注所在。     

鲍康陈寅生关系考略

正鲍康是清末著名的钱币学家,收藏宏富,著述严谨,在钱币学界影响卓著。以往对鲍康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钱币收藏、钱币学著述和出版等方面,涉及其人际交往和学术交游等内容多附属于其师友如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李佐贤等人的专题研究中。陈寅生是清末知名的铜刻艺术家,以镌刻铜墨盒、铜镇尺等铜刻文房享誉一时。近年来,随着铜刻文房收藏的方兴未艾,陈寅生研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一个是钱币学家,一个是刻铜艺人,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游尚未见到专文讨论。本文拟就陈寅生与鲍康的关系作一番梳理和推论,就教于感兴趣的博雅方家。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