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汉皖南同乡团体的近代经营与社会主义改造

同乡团体是传统商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以来,以徽商为主体的皖南商人麇集于武汉三镇,太平天国战后并未衰微,皖南同乡团体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本文基于对调查报告的回溯式分析,考察新安六邑同乡会等同乡团体的经营、管理,及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细节,从侧面梳理近代皖南商帮的变迁与解体过程.     

近代昆明同乡组织发展概述

同乡组织是移居异地的同乡籍人士,以乡土地缘为纽带而自发设立的一种民间互助自治性团体,有会馆和同乡会两种形式。昆明同乡组织兴起自清中晚期,到民国时期发展已达上百个之多。本文就近代昆明同乡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在城市生活中的职能与地位作略要概述,简析其历史意义。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潮州旅沪同乡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许多旅沪同乡团体积极投入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各同乡团体大力支援前线的抗战。潮州旅沪同乡会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爱国表现最突出的同乡团体之一。     

近代上海戏院建筑衍变及其公共性价值

近代上海戏院建筑作为公共娱乐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展示新的消费时尚和生活方式的平台,在解决大众娱乐消遣的同时,更为女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化繁荣提供契机。本文通过对上海近代戏院发展衍变的回顾及其公共性价值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近代上海的都市环境特色和民众生活方式,一窥近代上海的浮华画卷。     

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动态互动——从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举办蚕茧丝绸展览会透视

近代中国国货运动是一项涉及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社会交流、外交事业和科技展览的综合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发展、改良国货的团体,既有政府主导的,也有民间商人自发组织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为其中之一。本文试图以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为赴美参加丝绸博览会而举办的蚕茧丝绸展览会为例,来透视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动态互动关系。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     

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市镇是乡村文化的代表。近代以来,文化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都市文化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都市成为文化的辐射源,它不断地渗透与影响农村地区。浙江省南浔镇教育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具体地说明了传统教育是如何变化的。     

多元文化对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影响

都市已经成为旅游活动的中心,都市化则是都市旅游的灵魂。上海都市化具有多元的特征,研究多元化对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必将在提升上海都市旅游的水准和品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本首先讨论了上海都市化的多元特征,其次阐述了化和旅游业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了多元化对于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结论和相关建议。     

近代上海的广东“志士班”

近代上海是广东人的第二故乡,也是广东戏的第二故乡。早在明末清初,即有大批潮汕人移居上海,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兴建了粤籍同乡组织一潮州会馆。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又有大批广肇两属的广东人随洋行北上定居上海。有资料显示,咸丰元年（1851）,上海县城里有广东人八万左右,多于江苏和浙江人。[1]（P434）到了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城市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以来东北的民间社会组织述评

清代以来,东北民间自发形成了许多团体组织,主要以民间祭祀组织、民间同业组织、民间同乡组织、民间宗教组织为主。在近世现代社会团体并不健全的情况下,民间组织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凝聚了群体,整合了力量。由于民间组织集合了一部分基层民众,时常受到来自官方的监督和控制,但这些组织也在利用一些手段寻求生存的空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平衡。近代社会变迁加剧,加之官方对社会控制的加强,传统民间组织渐渐被现代性的社会组织所取代。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殡葬改革:土地、木材和金钱浪费及其讨论

殡葬改革是我国政府持续推行的一项文化和社会改革政策,旨在改善民生,而由此引发的争议则与不同地区的具体实施方式有关,并涉及对传统丧葬文化和习俗的多元认知。具体到土葬还是火化的话题而言,争议集中在土葬浪费土地资源、森林木材资源,以及传统仪式的铺张浪费等方面,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的讨论和厘清。与传统殡葬有关的土地占用、木材损耗、金钱浪费等现象,并非不可改进,也并非与当今社会发展难以兼顾。或许,在尊重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区别对待殡葬改革进程中的城乡差异,有助于多元化地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若干问题

在回顾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历史,并将近年来上海旅游发展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华东地区、全国范围等不同层次上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都市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上海都市旅游的内涵细分和构建包括上海都市旅游核、都市旅游带、都市旅游圈在内的大上海都市旅游圈的构想,并讨论了上海都市旅游开发和城市一体化建设的问题。     

近代山东农业科技的推广及其评价

近代农业生产力的改进,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科技推广内容广泛,包括建立推广机构和团体,推广良种种植,促进使用化肥、农药和新式农具,改进与推广人工灌溉技术,改良土壤,倡导采用栽培新技术和新农艺,宣传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等等。在近代山东,农业科技推广一直是传统农业改良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传统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

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贺跃夫近年来,晚清都市中的社会团体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陆研究晚清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产生的学者,多将城市绅商社团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成长发展的标志①;而西方以“公民社会”理论来探讨中...     

泰安山西会馆寻踪

会馆始设于明代前期,最初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主要作为在京仕宦、缙绅、士子等同乡的居停之所,与工商业关系较少。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都市的逐渐发展,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并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转变。会馆兴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     

近代社会力量在灾害救助中的作用——以1924年上海祥经织绸厂火灾为例

灾荒史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其往往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4年,上海祥经织绸厂发生巨大火灾,近百人罹难。灾情发生后,社会团体、爱心人士、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迅速反应,开展多种形式的救助,对受灾者施以援手。其在弥补政府救助短板、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现代化事业发展、传播正能量等方面多有裨益。     

同学会:近代旅外徽州青年学子的群体组织及其运作

同学会是近代旅外徽州青年学子以学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群体组织,具有多重面向,并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黟山青年励志社、徽社等还突破地域限制,在外地设立分部。作为近代旅外徽州人同乡组织的一种,旅外徽州同学会既遵循同乡组织运行的一般逻辑,也具有自身独特的路径,建立起严格的自律机制,在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近代旅外徽州同学会对内强调联络感情,组织多种形式的聚会,邀请名人发表演讲,组织升学指导委员会等,以增强同学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对外以服务桑梓为核心,创办同学会刊物,撰文探讨徽州社会的各类问题,并积极付诸实施,力图推动家乡社会的点滴改变。     

晚清江南工商业者互助活动的社会环境

晚清江南商品经济发达,以会馆、公所为代表的工商业组织广泛设立,成员内部互助是其一项重要职能。互助活动在清前期已经出现,从嘉庆年间进入了一个发展高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进一步发展。从其内容来看,同乡组织的互助活动以设殡舍、置义冢、资助乡人运棺回乡等“送死”活动为     

从《苏州商团档案汇编》看近代苏州商团

1906年成立的苏商体育会是苏州商团的前身,也是近代中国较早由商人创办的新型准军事团体,1912年初发展成为苏州商团公会,直至1936年2月才宣告结束。与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商团相比较,苏州商团的特点是与商会的关系十分密切,组织比较细密,规章也比较完备,是统一的一元化组织,而且发展的历史较长,虽在政治上没有突出影响,但在维护地方治安和保护商人利益等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180余万字的《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是国内外即将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商团档案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对研究近代苏州商团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商团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