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佩克就会晤宋子文情况致约翰逊函

1933年10月3日,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佩克会晤宋子文,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将会谈情况函报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逊。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中国是否应该在当前局势下“接受现实”,以及国民政府内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等,并随函附有《字林西报》的社论。该社论认为,中国政府应在华北设立停战区,以起到“防波堤”...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转发余日章在美宣传抗日公开信的函

1932年10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赴美宣传抗日,并为东北义勇军进行募捐.在美期间,他将所见所闻写成公开信,进行传播,以扩大影响.此信引起美国方面关注,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裴克先后向美国国务卿和驻北平公使进行汇报.从余日章信中不仅可以看出美国侨民对于东北义勇军抗战的热情支持,而且对中日在美国的宣传战形势也有所了解.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45年7月和8月,宋子文曾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两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8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就苏联援华、外蒙古独立等问题换文。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上的一桩大事。1981年,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第一阶段会谈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会谈的具体进程裨益非浅。现将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函选译登出,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本组材料不仅反映了两个阶段会谈的具体情况,可补充《初编》第三编的不足,与之互为印证,而且揭示了会谈期间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在宋子文对会谈的态度、美国对会谈的介入和所起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争斗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材料译自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辑第七卷。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论七七事变与英国的最初因应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最初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事件,但仍在中国提出外交呼吁前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希望能联合行动,共同劝解中日不要升级冲突。此即英国第一次联美尝试。英、法均认为美国的参与非常关键,但美国却通过赫尔声明表明无意参与调停行动。在英、法劝解下,中国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呼吁,亦是希望美国能发挥作用。国民政府虽然表明了和平的诚意,但日本意在夺取华北,而这触碰了国民政府的底线,中日冲突不可避免。英国为了化解即将爆发的战争,再一次作出了联美尝试,而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与美国的外交因应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中日冲突诉诸国际联盟.随后,国联通过决议,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会议,即后来的布鲁塞尔会议.美国期望借布鲁塞尔会议调停中日冲突,故一方面设法劝说日本参加会议,另一方面建议中国做出让步.然而,日本两次拒绝邀请,加之负责调停工作的小委员会未能成立,美国的设想最终落空.美国希望在调停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在援华制日方面不愿当头,美国的"有为"和"无为"反映了其参与布鲁塞尔会议的限度,亦折射出美国远东政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蒋介石与纳尔逊会谈记录(1944年9月19日)

1944年9月19日,蒋介石与纳尔逊进行了两次会谈。在19日上午的会谈中,纳尔逊认为,重庆国民政府过于紧缩的财政政策、极端落后的运输状况以及通货膨胀下限价政策等都是阻碍战时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就此提出了种种补救办法。同时,纳尔逊还就成立战时生产局诸问题陈述了意见。蒋对纳尔逊所述各端表示同意,并希望他能来华主持中国经济。在同日下午的会谈中,蒋、纳着重讨论了战后中关经济合作问题。纳尔逊表示美国可以提供给中国资本与设备,帮助中国建立小工业。但不主张中国建立汽车制造厂。他还对修造扬子江大闸表示兴趣。这两次谈话记录对战时中国经济、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战后中美合作的倾向均有一定的反映。特自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中选出,公布于后。     

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政府内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方面,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对内方面,国民政府在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乘中苏接近之机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1936年初,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直接进行会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会,在2003年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文件集第四卷下册①中,公布了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王明同邓文仪三次会谈的记录,以下三份文件均译自上述文件集。     

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

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西村成雄在１９４５年东亚的国际关系中，居重要角色的国家有日本、中国、美国和苏联四个国家。无庸置疑，这其中还包括日本“傀儡政权”与英法两国所带来之影响。但在中国政治空间方面，应...     

《日本人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与重庆国民政府地区俘虏收容所相关的情况》

[日]菊池一隆,林琦、陈杰中译,朱家骏主编、校译的《日本人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与重庆国民政府地区俘虏收容所相关的情况》,香港光大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2月出版,339千字。该书通过对亲身经历了中日战争的日本人反战士兵及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的访谈和调查,论证、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反战俘虏政策、鹿地亘与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国民政府对俘虏的管理法令及日本人俘虏收容所中的反战运动等。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抗日将领关玉衡(连载五)

<正>中日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交涉1931年9月18日,16时。沈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会议室。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与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进行最后一次交涉。因事机秘密,林久治郎会说中国话,会谈没有译员。会谈之前,双方都很严肃,甚连外交上的礼节都免了。会议室只有荣臻参谋长、林久治郎、公署副官处到处长李济川。"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林久治郎开门见山,摆出一副最后通谍的咄咄逼     

中日间有关中英借款与中国币制改革交涉情况资料选

1934年4月日本发表天羽声明,企图独占中国,其后又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策功华北独立。国民党政府为了对抗日本的侵略与控制,期望与英美加强合作,并在英美的支持下改革币制,但这一努力遭致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对,于是中日两国在1935年的会谈中就中英借款与中国币制改革开展了一系列的交涉。本组资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有关情况,兹特自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选出刊布于后,以供研究中日关系之参考。     

“满洲国”承认问题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一直设法迫使中国在事实上承认东北的傀儡政权,国民政府对此拒绝让步。《塘沽协定》的缔结,使伪满洲国和华北之间出现了所谓的缓冲区,国民政府极力淡化这一协定的政治性。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谈判过程中,中日双方围绕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出现了尖锐对立,日方并未达到目的。1935年以后,日本还是不断提出承认伪满的议题。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又做出了让步,冻结东北问题：虽然不承认伪满,但也不谈收复东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开罗宣言》的发表。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巴黎和会前后的陈友仁

陈友仁(尤金·陈)曾享有"革命外交家"的美誉,人们对他的关注也大都始于他所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铁腕"外交.而有关他在巴黎和会前后的爱国举动,却很少为人所知.巴黎和会前,他因揭露日本的亡我野心,被捕入狱;巴黎和会上,他作为中国南方政府代表的顾问,起草了中国代表团递交和会的备忘录;巴黎和会后,他为了敦促美国抑制日本,给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受到美国媒体的高度评价.这一切,不仅是陈友仁为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努力,而且表现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对巴黎和会所起的积极作用.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东北九省流通券述评

正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军队攻入东北地区,短短数周占领东北全境。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一方面派员与苏俄谈判、交涉;另一方面则筹划接收东北地区。9月底,国民政府发布由曾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接收与金融政策规划。在经过反复思量,向多方征询意见后,张嘉璈决意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东北境内的一切税赋缴纳与资金往来、商业贸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