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之始末

1943年9月,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颁布《黄金存款方法》,规定：黄金存款,以黄金存入,到期本息由收存局以黄金付还：存入及付息,均按成色折合十足纯金计算;由四行二局（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其各分支行局代办,以央行指定地点为限。1944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平抑物价．回笼法币．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非正常的法币流动现象,这主要是由日本的策动引起的,另外也与大后方的经济处于弱势有关。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先以向中国大后方走私倾销货物等方式来获得法币,然后再到上海法币外汇市场套购法币外汇基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是将从沦陷区收兑的大量法币,以高价诱购物责的方式驱逐到大后方,待此项法币用尽后,又设法换取法币,并随时用以抢购大后方物资。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大后方的金融崩溃。但日本虽在抗战前期套购了大量法币外汇,在抗战后期诱购了大批大后方物资,它促使大后方金融崩溃的目标并未达到。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金融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也配合了对日货币战。从根本上讲,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超出了日本的国力。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导致国民党政权财经崩溃的上海黄金风潮案(上)

国民党政府从抗战末期到崩溃前夕,由于官僚资本进行疯狂掠夺,前后发生过两次黄金风潮案. 第一次是1945年3月间发生在重庆,起因是蒋政府为了骗取人民的金钱,借口吸收游资,自1944年9月起,由中央银行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和法币预购黄金期票,到1945年3月29日,黄金牌价由每两2万元提高到3.5万元.加价之前,已经走漏风声,以致银行人员利用职权,乘机购储黄金.嗣后,蒋政府中的政学系、CC系为了夺取财政大权,乘机掀起风潮,闹得重庆满城风雨.经监察院检举后,由法院判刑的有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王绍斋、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处长王华等.孔祥熙也因风潮影响,被迫下台.     

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

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姚会元抗日战争前的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对币制进行一次重大改革,实行法币政策,直接有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准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维护法币,对坚持抗日关系甚大。本文拟就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一、国民政府发动法币改革１９３...     

抗战时期中日秘密“伪钞战”

为配合军事侵略 日本发起“伪钞战” 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4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在金融方面准备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的中日假钞之战

６０年前的那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是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较量。为了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对中国抗战经济的破坏,日本当局发动了一场以假钞为重要手段的货币战,给中国的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中国方面也被迫进行了反击。一近代军阀割据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货币不能统一。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支持下进行币制改革,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国货币为法币。只有上述４家银行才拥有法币的发行权。由于法币统一了中国货币,并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提高了中国货币的威信,这对中国经济的恢复…     

精神的慰藉、调治与管束——论战时国民党军队伤兵政治工作(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受伤军人数量急剧增加。对伤残军人进行精神安抚和政治教育,顿时成为国民政府必须谨慎对待的紧迫问题。政工机构的渐趋充实和条令的次第颁布,带动了各地的伤兵政治工作。因伤兵的身体状况不同,军医院的性质相异,且政治、军事局势更在变动之中,故伤兵政治工作的侧重点随战局、政局的演变而演变。"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同样是伤兵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多种手段的配合使用下,伤兵政治工作收到了一定效果,为抗战建国做出了适当贡献。放眼全局,政治工作的效果与政工体制的优劣、国家财力的好坏、军医院的院务清明与否紧密相关。越到抗战后期,因政工体制固有的弊端、国力的衰颓、院长的贪腐等多种原因的交相错杂,伤兵政治工作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国民政府统治的若干严重危机越发清晰。     

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财政收入骤然下降,而军费支出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失衡。为弥补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财政部采取了增加法币发行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及日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本已存在的供求矛盾更为加深,这大大刺激了物价的上涨。日军的破坏,更加速了法币价值的跌落。为了不让不断贬值的货币摧毁整个抗战工作,也为了维持国民政府本身的统治,国民党中央在管制信贷,实行田赋征实,推行各种储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遏制通货恶性膨胀的措施,而所有举措只能是冲淡通货膨胀的表面现象,并不能够正本清源,对症下药。这是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问题     

抗战后期军统追查的神秘国际间谍案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发生在抗战后期西南大后方的一起国际间谍案长时间鲜为人知,案情并不复杂,但因牵涉到美英盟国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令蒋介石颇为伤脑筋。     

中国最先发行的银元辅币券——贵州的“赖家票”

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崩溃的经济,于1935年发行了一种不能兑现黄金的纸币——法币。到1945年,法币已发行到500亿元以上;到1948年夏,法币已发行到660万亿以上,其发行量是当初的47万倍,物价上涨到抗战前的3492万倍,通货膨胀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年8月19日,实行一次“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规定法币300万元换金     

权力与监督:抗战时期四川省县长权责的扩增与民意的运用

抗战时期,作为举足轻重的抗战后方基地,四川负担了战争所需的大部分粮食和兵源供应。而要筹集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基层行政显得至关重要。藉新县制的实施,国民政府采取了扩增基层行政官吏尤其是县长权责的途径,以增强向民众筹集资源的力度。尽管此举基本达成了筹集足够资源以支撑抗战的目的,然而也助长了县长贪腐的行为,以致官民的关系紧张。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开放民意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既有动员民众协力抗战之意,也有监督制衡县长以拾取民心稳定后方的目的。     

蒋介石与战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货币发行、币制改革等重大财经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了他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深层矛盾。四省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量曾受到多方面限制,蒋介石通过推动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使其运营范围和纸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蒋介石、孔祥熙、徐继庄围绕该行是否有资格发行法币等问题反复博弈。此后,蒋介石出于军政需要,不仅同意农行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而且一再允许该行增发纸币。然而,为顺利筹组"中央准备银行"以破解财政困局,蒋介石最终决定悉数收回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准备金,而国民政府权力架构的调整则是促使蒋介石与该行关系发生改变的关键。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声音

<正>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时,为了给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是抗战前的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6年后能买一只鸡,10年后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初探

抗战初期,随着战场伤亡的迅速扩大,国民政府陆军抚恤机构急需健全.为此,国民政府从中央、军队、地方三个层面,对抚恤机构进行了充实与组建.伴随机构的逐步健全,抚恤比例明显上升,激励了官兵和民众的抗战斗志;抚恤观念相应发生转变,带动了积极抚恤业务的开展;与地方的业务联系也得到了加强,促进了各级地方政府对抚恤事务的重视,为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因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至抗战后期起,军人抚恤运行的不良征兆亦已开始显现,这表明国民政府的政权运作出现了严重问题.     

行政院经济会议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记录较为完整,但为学界利用不多。这里选辑刊出一部分,内容以有关机关报告、讨论战时军粮征购、物价平抑等事项为主,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粮物工价飞涨以及重庆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力保军粮、稳定市场以利抗战的情况。     

“DIXIE使团”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DIXIE使团”音译为“迪克西使团”,即美军观察组,在抗战后期进驻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重然美国当局二战前后一贯奉行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华政策,“迪克西使团”也只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但其造成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     

抗日根据地对伪币斗争的政策

<正>日本早就想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管理权,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国民政府的法币先与英国的英镑建立比价关系,后来受于美国的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法币与美元挂钩,改革结束时日本连一杯残羮都没有分到,怀恨在心。日本陆相说:"中国此种快刀斩乱麻的货币政策计划即系抗日精神的表现"。日本为了破坏法币政策,他们大量从华北走私出口白银,据日本官方统计,1934——1936年两年间,由日本转运出口的白银达日金2500万元。同时还进行走私贸易。在这些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英美日关系分析

在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中,英、日、美三国在法币改革之前、法币改革中和法币改革后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不论他们对法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说到底都是为了在法币改革中掌握对中国金融的领导权,从而实现本国利益在中国的最大化。它们在法币改革中的关系既是错综复杂的又是很微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