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事变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大动荡.林内阁期间,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策略,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又回归于广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之路.     

朝鲜牧羊业与日本的殖民统治

明治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扩张、文化渗透等各种手段贯彻其大陆政策,牧羊业向大陆的扩张是日本大陆经济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促进了日本牧羊业的发展,作为其殖民地的朝鲜亦卷入日本的牧羊业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设立了"日满绵羊协会",力图在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及朝鲜发展牧羊业.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华北及"蒙疆"地区后,又设立了"东亚绵羊协会",全面负责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占领地的绵羊改良增殖事务.朝鲜主要担负向大陆绵羊改良提供所需种羊之任务.日本在朝鲜发展牧羊业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侵略政策"提供军需羊毛资源.     

日本的对外扩张战争与牧羊业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牧羊事业曾几度规划,但起色不大,其羊毛工业使用原毛的绝大部分依赖进口。"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的出现,为日本在大陆发展牧羊业提供了机遇。日本设立了"日满绵羊协会"。力图在中国东北发展牧羊业。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华北及"蒙疆"地区后,"日满绵羊协会"的活动范围扩大,改称"东亚绵羊协会",全面负责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占领地的绵羊改良增殖事务。日本企画院制定了《羊毛生产力扩充计划要纲》,规划到1946年在中国大陆及日本等地达到拥有改良种及原种绵羊2450万只、生产羊毛4115万公斤的规模水平,力图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羊毛资源。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罪行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形势与日本在华全面推行强制劳动制日本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最早用于伪满洲国。1 941年前日人在满洲各战争经济企业、矿山与军事工程中使用的“苦力”或强制劳工 2 /3是入满华北劳工。①那时 ,因“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侵占华北的战争对华北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以及接踵而来的 1 939年华北地区特大水患 ,造成华北城乡众多失业劳工与难民饥民。而日本在华北各项“经济开发”事业均在恢复时期 ,所需劳力颇少 ,故日人向满洲、蒙疆大规模掠夺、输出华北强制劳工 ,主要是靠满洲与蒙疆的劳工募集机关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支…     

“另类”之相:华北根据地“非婚关系”问题新探

作为社会改造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非婚关系"问题历来是华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社会治理的重点之所在,但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完全改变之前,传统的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依然是影响乡村民众行为选择的基本逻辑,再加上身体的象征性与资本化,以及婚姻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偏差,使得华北根据地的"非婚关系"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其实,从传统、身体、政策三个维度来看,华北根据地的"非婚关系"问题并不能仅仅以所谓的"腐化",抑或"落后"而加以论之。传统、身体、政策与"非婚关系"问题的相互纠结、共同作用,折射出妇女解放事业的任重而道远。     

平津《十校宣言》与“一二·九”运动

《十校宣言》的历史背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大好河山落入敌人之手。1935年《何梅协定》后,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加紧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建立第二个傀儡政府。而南京国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与日本政府和军部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成立于1938年11月,是当时日本在中国关内最大的国策会社,开办资本3.5亿日元,1945年增至4.43亿日元。它不是经营会社,是投资融资机构,即根据战争需要在华北组建并监督有关战略资源的企业,到1945年拥有60余个子会社、公司或合作社,其资本总额达189.2亿日元。日本战败,该会社亦随即关闭。 十几年来,日本学者从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满铁”活动等不同角度,叙述了华     

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

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东三省以后,随即向华北地区进一步扩张,制定了一系列分裂华北、控制华北的战略。掠夺华北的战略资源是其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本文拟剖析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向华北的经济扩张政策的制定过程、目标及其实施情形,以有助于七七事变爆发原因的分析。     

七七事变与华北煤铁工业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主要指向煤铁盐棉等战争资源。尤其煤铁,在七七事变前后的日本对华北经济掠夺计划中始终占居前列。但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没有采取在伪满实行的那种由特殊会社垄断的政策,而是使日本特殊资本和财阀资本瓜分了华北战争资源。煤炭掠夺就分成六大集团,外加满铁控制的集团。日本不断加强掠夺,竭力增加对日供应。从1943年起因海运受阻,在人造石油、铝和生铁等方面推行“原料产品化”的掠夺方针。大肆修建小高炉和收掠“土铁”,但战时经济已走向全面崩溃     

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侵略史料一组

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从赤裸裸的军事霸占,改为所谓“中日合作”的欺骗方式进行引诱。于是,1938年11月日本便成立了两大国策会社——“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分别经营华北与华中的“统制事业”。华中振兴会社即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在“中日提携,经济合作”的幌子下,通过与日本操纵下的维新政府进行所谓合作,即由中国方面以既有之现物为资,而加诸日本方面的资本与技术,经营矿产、煤、盐、水电、水产、蚕丝、交通运输、瓦斯、电气、电讯电话及上海房地产,对华中进行经济掠夺。本组史料选自馆藏伪维新政府档案,对此史实可窥一斑,可资史家参考。     

晋阳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晋阳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古都之一,是王姓的发祥地。晋阳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进一步把晋阳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引向深入,必将更快更好地带动山西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腾飞。     

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民国时期长芦盐业贸易中的对日输出

芦盐正式输出日本,始于民国。华北沦陷后,长芦盐区成为日本对华进行盐业资源掠夺的重要目标。1936—1945年间,日本从长芦盐区掠夺了34万余吨的食盐,给该区盐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从石碌铁矿看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的“开发”重点

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曾进行过各种所谓经济“开发”活动,石碌铁矿的“开发”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战时日本铁矿石紧缺,藏量大、品质优的石碌铁矿成为日本军部和“国策会社”不惜财力物力“开发”的对象,是其在南方地域最大规模的国家性“开发”事业。透过日本对石碌铁矿的“开发”,可以看到日占海南时期的“开放”重点正是矿山,其“开发”目的则在于掠夺铁矿石这一重要战略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华北开发会社资金透析

日本华北开发会社资金透析张利民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简称华北开发会社）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关内设立的最大会社。它不是一般的投资会社,而是日本政府、军部和经济界经过多年筹划和磋商,代表日本朝野各界实行对中国华北经济统治的国策会社,负有垄断华北交通、通讯...     

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考论

1937年11月初,华北大部沦陷,沦陷区因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原因而遭受疾疫侵扰,沦陷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日军日侨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集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之力,并通过操控华北日伪政权,开展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华北沦陷区构成了南北覆盖、分区统筹的诊疗防疫网络。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活动是侵华日军医疗"宣抚"体系建立和实践的重要阶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安抚"民心,稳定占领地秩序,保卫日军日侨生命健康,以确保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利益。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对华北工矿资源的控制和掠夺

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的丰富资源和民族工业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摧残。华北工矿资源,是日本掠夺的重点。本文拟对日本掠夺华北工矿资源的情况作一概述和分析。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北工矿业的经济渗透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完全控制了东北的工矿业和运输业。但其贪欲没有止境,在攫取东北以后,它又把手伸进华北,掠取这里的资源,占领这里的市场。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抗战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对广东、海南的经济侵掠

进入日据后期(1931-1945年),附属于日本的台湾殖民地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台湾成为日本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经济侵掠的重要基地.与侵华日军的直接经济掠夺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进行经济掠夺的方式较为隐蔽.为配合日本对中国经济资源的掠夺,台湾总督府于1936年推动设立了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简称"台拓").随后,在台湾总督府及侵华日军的共同支持下,台拓对中国广东、海南等地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侵掠.日军占据广东、海南后,其经济侵掠的重点在于对广州、汕头等沿海地区近代工业的掠夺和物资的严格统制,以及对海南岛物产资源的"开发".在此一过程中,台拓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台拓攫取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充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经济帮凶,具有鲜明的殖民侵略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