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兼论“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

《九家集注杜诗》共有五种版本,依次为南宋淳熙八年郭知达刻本、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刻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清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民国二十九年《杜诗引得》铅印本。但因叶德辉、洪业等名家误导,学界对此多有误解,所谓"乾隆武英殿刻本"、"乾隆武英殿聚珍本"(活字)及其"嘉庆时翻刻之本",实皆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所谓"元明间刻本",纯属子虚。以《九家注》为例,可以窥见清代修书刻书与书籍著录之一斑:《四库全书荟要》不收《九家注》,是其编纂从速、去取不精的例子之一;学者、书坊、官书局等未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实情,错误地著录乃至"重刻"不少"聚珍本"。今人从推测清宫印出"聚珍本"《九家注》后又"不欲其流传",到断言清宫宋本《九家注》"绝不会是宋刻"等等,以讹传讹,应予澄清。     

《吴郡志》版本流传考

《吴郡志》纂成于范成大末年,时南宋光宗绍熙三年,而其初刻则在三十七年后,即理宗绍定二年;其后又经增补,因而形成了两种版刻:一是绍定二年初椠本,二是增补绍定初椠的续修本。现所知该志有七部宋刊本,其中犹可考见有四部,即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底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徐乾学传是楼本、国家图书馆藏瞿镛铁琴铜剑楼本、南京图书馆藏张雋家藏本;另外三部则下落不明,分别是茂陵韩氏藏宋刻抄补本、钱谦益荣木楼藏宋刻残本、钱曾述古堂旧藏宋刻全本。明代刊本主要有内府板书本、苏州府宋刊明印本和毛晋汲古阁校刻本三种;至清代、民国又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择是居本与宋宾王校宋本等多种刻本和校本。上述诸本多属宋椠续修本一系,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共同组成了《吴郡志》在后世版本的流传和演变。     

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研究

清代《三国志》以乾隆武英殿刻本为最重要、流传最广、最具影响的版本.殿本《三国志》为清内府刻《二十四史》之一,以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为底本进行校刻.刊行后被一再翻刻、传写、石印、影印、排印,形成了清代《三国志》版本系统,包括《四库全书》系列在内.其余绪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所以,研究清代乃至整个《三国志》的版本体系,殿本《三国志》不可逾越.     

来集之《倘湖樵书》与《博学汇书》版刻考

通过清康熙刻板《倘湖樵书》多个印本与《博学汇书》版刻的比较,指出《博学汇书》与《倘湖樵书》实为同书异名,前者是在后者书板基础上改刻而成。包括《博学汇书》在内,康熙刻本《倘湖樵书》经历了初印本、第二次改编印本、改题《博学汇书》印本、回改题名后印本等至少四个阶段,各次印本的内容、编次、文字等都有较大差异。     

《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

《精忠录》是明朝人编纂的有关岳飞事迹、著述,和身后历朝褒典、凭吊诗文的纪念集,是岳飞祭祀史、事迹编纂史及其爱国精神弘扬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早前在国内和日本仅发现了该书的后期版本,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该书的编纂和流传过程。《精忠录》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编成后未刊刻。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在初编本基础上增补后初次刊刻,其中所载岳飞《满江红》词是在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该本此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在杭州府官员主持下先后产生成化八年后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和正德五年刻本三个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流入朝鲜后产生宣祖印本、肃宗印本和英祖印本三个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后期版本所见版刻插图等亦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宣示表宋贾似道刻本原石观后记

名曰宋刻《宣示表》所见拓本及印本不下二十余种，版本繁复绝不逊色于《兰亭序》，短短十余行字帖便于复制雕刻。彼时或宫廷或官府或民间多有刊刻，然而宋代刻石（或刻木）大多没有流传下来。     

嘉庆《连江县志》的初印本与后印本

旧方志的版本问题复杂多样。以国家图书馆藏嘉庆《连江县志》卷首志名题字页中的木戳为线索,考证嘉庆《连江县志》存在初印本和后印本两种版本,后印本是在初印本的基础上剜改增补而来。修订最多的人物部分或是导致嘉庆《连江县志》校订重印的主要原因。     

《知不足斋丛书》初印本与后印本研究

使用《知不足斋丛书》时,一些学者由于没有注意到丛书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差别,导致评价丛书中收录书籍的版本价值时,出现了偏差。文章通过对初印本与后印本的比较研究,指出鲍廷博在《丛书》印行之后,对其中收录的很多书籍再次进行了校改,导致后印本与初印本文字有所不同,从诸多方面来看,两者各有优劣。因此,在使用《知不足斋丛书》本时,应尽可能将前后印本予以对比,择善而从,更好地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     

广西名贤高熊徵著作叙录(下)

高熊徵《郢雪斋纂稿》清康熙年间先后两刻,又有清早期抄本因《四库全书》编纂而进呈,道光年间据康熙本重刻本收录篇章及编次版面有改易,本文考证各版本编刊时间、版本及卷帙等问题,并就集外文、未收诗文及失收问题稽考辑记篇名。     

明代藩府刻《兰亭图》卷及其变迁

本文通过对比、校对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四种《兰亭图》拓本,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明代周王、益王刻《兰亭图》卷之体例、版本及其变迁;针对出现"潢南"和"仙原"这两种不同版本的益王刻大卷《兰亭图》,进行了考订与分析,厘清了清代内阁翰林校订益王刻《兰亭图》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并指出其成因。作者还阐明永乐十五年(1417)朱有燉初刻大、小《兰亭图》卷,自万历二十年(1592)第三代益王又将此两图重新摹刻、补刻。     

姚鼐诗文集刻印研究

嘉庆初年,姚鼐手订、刊刻、增补诗集十卷与文集十六卷,付之江宁刘文奎家雕刻,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印本。其后,李际春补刻诗外集,姚雉续刻诗后集,梅曾亮续刻文后集,又有姚原绂翻刻印行诗文集。道光以降,诗文集流传产生了“全集”的形式。同治五年,李瀚章因《惜抱轩全集》书板毀于兵燹,故重作校勘,另刻新本,是为省心阁本。此本有原刻与翻刻之分,原刻亦有初印和后印之别。翻刻本不仅改正了原刻后印本许多错讹,而且刊刻更为精良,上海校经山房、会文书局皆据之印行出版。徐宗亮又因省心阁本“翻雕于楚而不常印行海内”,故取文集别为校刊。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惜抱轩诗文集》,实据省心阁本之原刻后印本整理而成,故书中错讹甚多。姚门弟子校阅、助刻姚鼐诗文集,诗文集反过来又滋养了一批又一批姚门弟子,吸引了众多读者依附姚门。     

《唐会要》人名校考

《唐会要》人名校考陈冠明通行本《唐会要》有两种版本,一是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排印本,其后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书局影印本,均属此版本系统;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排印本。二者相比,前者未作校勘整理,故讹误较多;后者以江苏书局本为底本,校以...     

《清藏》经板述略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佛经亦随之而来。当时的佛经都是手抄本。唐代发明雕板印刷以后,佛经就有了刻印本。大量的佛经,经过历代的翻译、汇集、编次,形成了经、律、论三藏,即大藏经。刊刻汉文大藏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官刻大藏经开始于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四年(971年)下令雕造我国第一部大藏经。以后有辽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赵城藏》,元代的《普宁藏》,明代的《南藏》与《北藏》等。清     

新发现明横野洲草堂抄本《墨池编》检证

<正>北宋朱长文(1041-1098)编撰的《墨池编》,是继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之后的一部书论丛辑。目前普遍认为《墨池编》共有两个版本系统~①:一为明刊本系统。包括明隆庆年间薛晨刊二十卷续编三卷本(简称"薛本")和明万历年间李时成刊六卷本(简称"李本"),"李本"系据"薛本"重刻,"李本"在"薛本"基础上将二十卷合并为六卷,这为后来的《四库全书》所沿袭,《四库全书》本也属于这一系统(以下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称为"渊本",     

《四库全书考证》的版本及校勘价值述略

《四库全书考证》作为《四库全书》校勘成果的汇总,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但自其成书以来,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其版本源流至今仍不明了,因此有必要仔细梳理现存各版本间的关联以及具体内容的异同。同时,由于很多书籍诸如《戒庵漫笔》等未被《四库全书》收录,但相关的考证内容见于清抄本及武英殿本《四库全书考证》,今人在整理古籍时未及引证,不仅造成其精审的校勘成果被掩盖,还致使书籍中的讹误没有得到修改。从这点来看,对《四库全书考证》版本源流的厘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各版本收书的差异,有利于利用清抄本及殿本《四库全书考证》中的考证内容,为今人的校勘工作提供参考。     

明安国刊《颜鲁公文集》活字本、刻本版本关系考论

安国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但历代文献于其刻书活动所记甚少。叶德辉虽然在安氏后人所作年谱中找到了对安国用活字印书的记载,但其在仅凭经验未经比勘的情况下,认为安国刊《颜鲁公文集》活字本在前、刻本在后。此后《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中国版刻图录》在判断这两个版本的关系时也未曾校勘,做出了与叶氏相同的判断。此二本传世稀少,笔者经过对两个版本影印本的比勘、序文的分析,对二者关系有了更为可信的推断。     

鲁迅与藏书楼二题

正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原有七部,其中藏于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三部毁于战火;传世的四部(大内文渊阁、盛京即今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阁;文溯、文澜二阁本已有残缺)中,文津阁本原存于避暑山庄,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现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原件现存台湾)已经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影印问世以后,仍然有必要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者,是因为这两种本子的《四库全书》差异实在很不小。在《四库全书》的七个本子中文渊阁本成书最早,名气最大,     

《颜延之集》版本源流考论

传本《颜延之集》可以归为四个系统:黄辑汪校本系统、《七十二家集》本系统、《名家集初刻》本系统和《颜氏传书》本系统。黄辑汪校本系统《颜延之集》版本最差,校勘价值不大。《百三家集》本《颜光禄集》所收内容没有超出《七十二家集》本,但刊正了《七十二家集》本中的若干文字错误,具有同等重要之校勘价值。《名家集初刻》本综合严可均辑《全宋文》中颜延之文和《百三家集》本中颜延之诗汇录而成。《颜氏传书》本《颜光禄集》属于典型的家刻本,内容最为全面,体例谨严,校刻精良,是传本《颜延之集》中最善者。对版本源流的梳理考察,有益于新辑整理校注本工作的展开,也有益于对《颜延之集》中作品的进一步研究。     

四库全书校勘管窥

作为传统古籍的一种重要版本,四库全书本在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应有一定的价值。今天,如果我们要在某一种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利用其四库全书本,首先必须了解,它是否经过了校勘整理?其具体的情况又如何?我们以四库全书渊阁本《建康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作为个案,对其进行版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实录》的进一     

论凌濛初刻本《西厢记》

凌濛初刻本《西厢记》受到今日学人的高度重视,《西厢记》印本一般都以凌刻本《西厢记》作为底本。凌刻本受到人们的关注绝非偶然,因为凌刻本《西厢记》系唯一未受传奇体制影响,体例保存完好、改动较小,与元杂剧最相契合的《西厢记》刊本,此外,凌刻本的校注与批评也有自己的成就与特色,所以,凌刻本《西厢记》在《西厢记》诸多版本中无疑应占据突出而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