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

本文对商周青铜弓形器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探讨了其形制演变和空间分布。     

也谈弓形器的形制及相关问题

弓形器是商周时期用于挂缰的挂缰钩,有窄背和宽背两种。窄背类弓形器部分出自人骨腰部,在蒙古鹿石中相类的器物均挂于腰间并与弓及弓袋共出,因此其应挂在腰带上。车马坑中多放置宽背类弓形器并多置于车厢内,在鹿石中还见将辔系于车厢上的马车形象,因此一部分宽背类弓形器应绑缚在车厢前部用以挂辔。     

两晋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及定名问题

作为两晋时期典型而精美的青瓷器之一,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和名称众说纷纭.参考狮形器的出土状况,从实用性、经济性、美观性等因素考虑,带背筒狮形器应该是文房用具而非烛台、酒器.并确定它的名称应该叫水注而非水盂.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带背筒象生器的定名也应为水注.     

世界最早的安全带——论青铜弓形器的安全保护

根据青铜弓形器的研究现状,对青铜弓形器的做进一步的推测,主要论述了弓形器的背景、用途,以及固定保护的作用。总之,弓形器是商代人民驾车御马的工具,另外,也是一种保护安全的器具。在久远的殷商,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就已有了安全驾驶的意识,并将它付诸于实践,这是极为可贵的,我们应该把这种优秀的创新精神继承下去。     

关于盔形器的两个问题

鲁北地区所发现的盔形器既有圜底的,又有尖底的,笔者认为圜底盔形器和尖底盔形器在整体形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不是"式"的差别,而是"型"的差别,故根据盔形器的整体形状将其划分为三型。盔形器与殷墟出土的绝大多数圜底尊在形状、质地、器壁厚度、用途上均具有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与其将盔形器的祖型直接指认为商文化的圜底尊,不如考虑鲁北地区用于汲水的圆腹罐作为其形制来源的可能性。     

满城汉墓出土铜锯齿形器的用途

满城汉墓随葬车马的耳室中出土了6件铜锯齿形器,发掘报告称其可能是弩臂后端的铜饰。笔者在考察了各地汉墓中出土的弩臂形制后,认为此说不确,而秦始皇陵铜车马为观察认识其用途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例证,通过对照研究可以确认,锯齿形器是当时安装于马车上的盛箭器口沿部位的装饰物。     

“弓形器”用途与来源再考

在商周青铜器中弓形器是较为常见的器物之一,为其定名、究其用途,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依据田野考古、传世文献和历史学的有关资料,并结合以前学者所考证的成果,认为弓形器是商周时期贵族辅弓用的工具,即所谓的弼.     

再议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

玉柄形器,由于其形状未见于任何史籍的记载,自从这种器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以后,其名称、用途等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依据近年来在三代至秦汉墓葬中出土的玉柄形器的数量、造型、纹饰、组合关系等,梳理其发展的大体概况,对其功能作了一些粗略的分析和推测。     

汉代青铜车形器的保护研究

本文通过用X射线衍射仪、能谱仪、湿法化学分析等手段,对车形器制作材质、各部分主要锈蚀进行了定性及定量分析检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科学的保护方案,使这件稀有器物展现出原有的面貌。     

红山文化无底筒形器的“专业化”生产问题

无底筒形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红山文化的陶器制作和生产水平。学术界一般认为该筒形器是专业化生产的产物,但未对专业化的程度和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对红山文化核心区非日用陶器(主要是筒形器)及日用陶器的成分分析指出:(1)核心区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生产中心,在东山嘴、三家和二布尺三个地区,应发生过各自独立(或以各自独立为主)的筒形器生产,其产品主要被本地区的家户所消费;(2)筒形器和日用陶器在陶土的化学成分上不存在明显差别,并且它们都是由相同的陶器生产者所生产,故这两大类陶器的生产都是就地或就近取土;(3)一般概念中那种程度较高的"专业化"不适用于红山陶器,在未就"专业化"一词的内涵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不建议将其应用于红山时期的陶器生产。     

齐家玉器文化探微——从一件半成品琮形器谈起

齐家玉器文化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玉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解读甘肃省会宁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半成品琮形器,探讨了齐家玉器的来源、材质、制作工艺和用玉观念。     

盘龙城与郑州商城出土的玉柄形器

玉柄形器作为一种礼器,对观察使用人群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在同时期的遗址中,盘龙城和郑州商城都出土了较多的玉柄形器。对玉柄形器的观察有助于认识盘龙城的性质。通过比较,发现盘龙城和郑州商城出土玉柄形器在形态、工艺、随葬状态以及随葬的数量与墓葬等级之间的关系上具有相同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产品来源和礼制层面上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于伏虎形器和“虎子”的问题

一两汉至隋唐墓中,常见一种有提梁的伏虎形器和一种有提梁的圆体形器,考古报告通称之为“虎子”,认为是男性用的溺器。对后一种“虎子”的定性,大家无异议,但对前一种“虎子”,则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伏虎形器常与饮食器同出,应是水器、酒器或食器、茶具;也有人认为“虎子”因器形不同,用途亦异,有提梁的伏虎形器是水器或酒器,有提梁的圆体形器才是溺器。50年代时,文物考古刊物上曾为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辩论,然因此物难登“大雅之堂”,又不合时宜,几篇文章过后便沉寂下去了。70年代以来,伏虎形器     

談青瓷有足盘形器的名称和用途

在不少有关早期青瓷的考古资料中,常见一种三足、或四足、六足不等)的盘形器,它们被称为盘、座或盂(有盖)。如: 1.1957年考古学报第4期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一文中关于墓中出土的青瓷器中说:"有盖盂一件。……盖上有网纹和弦纹,底有三只熊足,遍体施釉,釉色匀整光润,是这批青瓷器最好的一件。径11.8,高6.5厘米。" 2.1958年考古学报第1期浙江省文管会"黄岩秀岭水庫古墓发掘报告"中说晋墓中出土:"三足盘二件,出自墓10、22。外施淡青色釉,盘内无釉,露灰白色胎,高4.4,口径12.8,底径13.4厘米。"     

清华简《祝辞》弓名和射姿考论

清华简《祝辞》中记述了三则以弓名为标识的祝诵之辞,以及与念诵祝辞相配合的射箭姿势,反映了战国时期弓的种类与使用情况。通过对简文的考释,可知《祝辞》中所言三弓可对应于《周礼·夏官·司弓矢》中的六弓,其命名依据是弓的形制、功能。所用之弓及使用目的不同,射姿也有区别,射姿包括站位、引弦手位和承抚手位,简文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述不仅说明了弓的类型,也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射箭技巧的细节信息。     

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产生的缘由和探索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考古学中相继形成了"首次发现小地名法"和"特征命名法"两种主要的文化命名法。至1950年代,因为特征命名法的滥用,尹达、夏鼐等学者不断进行纠正。夏鼐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提出定名的三项原则,此后又写了《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经过尹达、夏鼐等人的不断努力,从1960年代起至今,尽管在考古学文化命名上仍有分歧,但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     

玉柄形器名“瓒”说——辅证内史亳同与《尚书·顾命》“同瑁”问题

玉柄形器是夏至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比较常见的具有某种宗教祭祀色彩的重要礼器。根据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学资料,玉柄形器应定名为"瓒",它是三代祼祭用玉之一,将鬯酒灌注于玉瓒美食,贡献给祖先神灵歆享,应是祼祭的核心内容,也是"祼"字的本义。     

关于先秦汉初袍服的定名问题

在对楚服饰和汉初服饰资料的报道与研究中,由于对古籍记载未予全面理解,时贤多把先秦时代的曲踞深衣和直裾长衣称之为袍。例如,在马王堆汉墓和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报告里称之为“绵袍”：在有关研究的论著内也多以袍称之,认为“这种衣服,不分男女,应当通称为袍”;“袍是一种上衣和下裳相连续的服式。……是长及脚面并絮有丝棉的冬季服装。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七件袍使我们对楚人的袍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汶泗流域与胶莱平原之镞形器研究——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渊源的再思考

山东地区汶泗流域与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镞形器有明显的区别,本文通过对二者的分析,以重新引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渊源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