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时 行非常之礼——评西魏北周的服丧制度

虽然宇文氏统治的西周、北周时期大力提倡《周礼》,倡导孝道,但由于处于战事频仍之时,统治者又不允许文武大臣为父母亲人依礼制服丧,而是权变从事,由此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恶果。     

《苏州金阊图》的联接复原及研究

中国古代以市井百态为特色的风俗画是随着商业城市的形式而发展的。先有宋朝张择端描写汴京社会经济生活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后有明朝仇英以苏州世俗为蓝本再创造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继而在清朝出现了一些描写苏州繁华的市井生活的艺术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徐扬绘制的《盛世滋生图》长卷和一批巨幅的场面宏伟而高度写实的姑苏版画,起着连接中国古代和现代风俗画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盛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姑苏版画,应以《苏州金阊图》为代表作,只是长期以来,这件鸿篇巨制被分作了两幅,不     

诸升生年的订正

清代画家诸升善画墨竹,兼作山水,《图绘宝鉴续纂》、《国朝画征录》均有记载,然而于其生平,画史向无明确记述。本文从《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等书中有关诸升的生年问题入手,结合诸升《雪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比利时尤伦斯先生藏)之署款“己巳”、“庚午”均署“七十三叟”,推定诸升的生年是1617年。     

郭熙早春图山水空间构图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山水画自诞生以来,如何排布山水景物在画面中的空间就成为历代画家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问题。宗炳、张彦远等著名画家、绘画理论家虽然都基于各自的绘画实践而产生了一定的认识,但均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直到中国山水画发展巅峰的北宋时期,郭熙才在前代画家探索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三远”法的山水空间构图理论,并将这一理论用于绘画实践,创作出了山水巨制《早春图》,成为中国山水画发展成熟的标志。     

任薰与他的《麻姑献寿图》

具有近代人理念,又具民间气息的任薰的绘画,清新活泛雅俗共赏,无媚俗之态,蕴天然气韵,《麻姑献寿图》即属一代名家之范本。     

《耕织图诗》散论

南宋楼珉寿的《耕织图与诗》是我国农耕文化中特有的产物,它以图与诗结合的形式较客观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耕织生活现状,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较大影响。鉴于学界一直以来"重图轻诗"的情况,本文力图对其诗作一简略阐释。     

关于《周礼·地官·质人》中一句话的标点与注解问题

本文针对《周礼·地官·质人》中的一向为学者所忽视的标点问题,重申了中华书局《周礼正义》标点本正确读法。作者结合睡虎地秦简、九店楚简等简牍资料,指出《周礼·地官·质人》这句话是战国时期奴隶买卖的反映。推翻学术界长期信奉的郭沫若先生的周奴隶买卖说,为《周礼》一书的断代问题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同时作者还指出《周礼》此处的“货贿”一词在先秦时期特指金玉类贵重货物,而非一般商品的通称。     

裴李岗时代的“族葬”与祖先崇拜

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时代,在黄河、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和后李文化当中,都开始出现有共同葬俗、排列有序的公共墓地——族葬墓地,这种葬俗罕见于同时期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应当是当时黄河流域祖先崇拜观念加强的反映.族葬的出现和祖先崇拜的强化,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萌芽的内在标志,对此后“...     

“衡”、“轭”考略——《新定三礼图》校读札记

宋代学者聂崇义在《新定三礼图》中以“轭”释“衡”,将“轭”与“衡”看作同一物件。其误当是承源于汉儒包咸《论语注》。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考证,指出了聂氏与包氏的疏误,说明在古代车制中“衡”与“轭”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二者并非同一物件。     

张萱其人与《虢国夫人游春图》

本文就唐代仕女画家张萱的生平和绘画艺术特色作了述评,并着重就其名作《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作了深入研究和赏析。     

大型古版画《报功图》

大型古版画《报功图》王伯敏关键词版画,《报功图》《报功图》是古代一种大型的活版版画。它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版画。这种巨型的古版画,已经发现的,至少在四幅以上,安徽博物馆、江西婺源博物馆各藏一幅,上海博物馆藏两幅。其中最大的一幅,无论画...     

莫高窟220窟《帝王图》"貂尾"大臣非中书令、亦非右散骑常侍

本文着重考证敦煌第220窟贞观十六年《帝王图》壁画中皇帝右边官帽上插着“貂尾”的大臣的身份。笔者证以“至尊朝会登殿,侍中常侍夹御,御下舆,则扶左右”,皇帝出行皆由侍中常侍侍卫在左右两旁之惯例,认为此人应非“中书令”;然而,亦非“右散骑常侍”,因为唐贞观十六年尚无右散骑常侍之称。笔者认为此人的身份应是“常侍”。     

张伯驹与《游春图》

张伯驹一生收藏了许多书画珍品,其中收购《游春图》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     

邓小平与《双猫图》

<正>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内,挂有一幅珍贵的《双猫图》。这幅画,曾长期挂在邓小平的办公室内。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茸毛轻柔;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黑中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     

《大禹治水图》玉山与扬州建隆寺

本文通过文献记载认为《大禹治水图》玉山是在扬州建隆寺琢制而成，而且建隆寺具有场所、交通、环境、情感等多种有利因素被选为两淮地区的大型琢玉场所。     

敦煌莫高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族服饰初探——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为中心

敦煌石窟中的吐蕃人物画像为研究吐蕃族服饰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本文以第159窟、第231窟、第360窟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为中心,对吐蕃族服饰的特色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清初官方主导实测的经纬度地图,对清代直至民国初期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对其数字化可为自然、人文要素变迁研究提供这一时间断面具有相对准确位置的地理数据,这对自然要素的变迁研究尤为重要。以图中广东地区为例,采用不同的地图配准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乾隆十三排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与发展,并与之前有关广西的数字化研究作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十三排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但是两个地区坐标系的偏移程度不同,主要与地理配准方式有关;图面内容的承继也有差异,这与清初对两个地区开发程度有关。     

何处是吾乡——《梁格庄会葬图》中的文士与画家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社会体制发生深刻裂变。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身负新旧之学的文人大多需要重新寻找自我的身份定位,而其定位的路径与形式则因人而异。余绍宋即属其中典型。他自幼秉承中国传统教育,又曾负笈东洋饱受西学熏陶,入民国后出任司法部公职。余绍宋雅好丹青赏鉴,与当时活跃于京华的文人学者多有交往。他曾任司法部高官,组织宣南画社经年有余,可谓博学通才。余绍宋于1920年为纪念其表伯梁鼎芬过世所绘《梁格庄会葬图》,表面看也许只具纯粹纪事意义,但是深究画面内涵与题跋内容、题跋者身份,结合其公余生活整体审视,可以推测,这幅画作背后其实隐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与心理诉求。余绍宋所衷心期许的是中国传统文士身份,他的精神世界更多地倾心于传统文人天地。他用《梁格庄会葬图》为逝去的古典时代奏响了一曲挽歌,也为自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重塑,编织了一张专属于传统文士天地的意义之网。     

唐英与《牧牛图》

唐英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清雍正、乾隆时期由他主持的景德镇御窑厂所烧瓷器，巧夺天工，精美无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蜚声海内外，被世人称之为“唐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