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乡饮酒礼考

乡饮酒礼是我国上古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 ,随着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乡饮酒礼逐步与儒人社会联系起来 ,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宋代乡饮酒礼由于四明等地儒士的大力提倡 ,流行全国。元代虽然儒士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 ,但仍然可以发现有关乡饮酒礼的记载 ,元代的乡饮酒礼成为激励儒士自强、自立 ,维系儒学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

元朝大量江南儒士来到都城大都,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尽管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一些人在京城做了官,更多的得官而归。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不仅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现象,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土人精英顽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传统儒学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

皇权之于儒士的态度,明初有着从礼遇到打压的演变轨迹。《孟子节文》是皇权从打击儒士的具体行为到悍然入侵儒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显示了皇权不惜与儒学断然决裂的情绪。儒士"从道不从君"的话语定位及其实际抗争活动,对"势"的反击作用微乎其微,道统不得不屈服于政统,"道"为"势"曲。儒士与皇权政治文化方面的交织关系,透视出儒学工具化的内在本质。     

日本是第二个罗马（小中华）吗？——18世纪德川日本“颂华者”和“贬华者”的问题：以中医和汉方为主

16-18世纪,日本从一个地方武士特权阶层和首都贵族主导的社会,变成了新兴商人和平民逐渐掌握权力的商业化社会。一部分以教授汉文为生的儒士,凭藉其文化优势占据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虽然有“颂华”和“贬华”腔调之分,但实质立场都是试图将儒学从中国背景中剥离。从而把中国古代圣人之“道”日本化。另一部分以中医谋生的儒士,在其医学研究中体现了清代学术的影响,比如新汉方考证派的兴起。总之,相比兰学对日本现代性影响被过分夸大,本文认为儒学影响了18世纪日本的走向。     

天宝至大历间儒学与文章的复古思潮

天宝至大历年间,唐代社会兴起了一场儒学与文章的复古思潮。"安史之乱"是这一思潮的催化剂。"安史之乱"所导致的政治、制度危机,其实质是思想文化危机。乱前,少数敏感的儒士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从而致力于复兴儒道和文章复古。"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危机进一步暴露和深化,也进一步推进了该思潮的深入发展。     

明代河南儒学与地方志

儒学教育至明代而日趋成熟 ,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河南地处中原 ,文化底蕴深厚 ,儒学教育相对发达 ,各级儒学逐渐成为地方文教中心 ,对当地文化建设产生了广泛影响。儒学师生不仅全方位参与了各地方志的编纂 ,直接促进了明代河南方志的繁荣 ,儒学志也成了各地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存明代方志成为研究明代河南儒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明代河南儒学分为三个层次 :府儒学、州儒学和县儒学。其中府儒学8所 ,州儒学 12所 ,县儒学 96所。如果按现在的行政区划统计 ,则州县儒学数量还会有所增加。除学吏一员和少数几名…     

明代福建儒学师生与地方志编纂

明代福建儒学师生是本省方志编纂工作的中坚力量。从资料搜集到编纂校对,再到付梓刻印,广大儒学师生全方位参与其中,盛况空前。他们广泛参与修志,这是明代福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文鼎盛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体现了地方人文意识的不断提高,对于地方文化建设和培养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专业役户徭役优免

在明代,政府根据财产和人丁的多少量定户的等级,并按照户的等级佥派徭役。在徭役的佥派上,国家规定了很多不服或少服徭役状况称为优免。而专业役户在承担了某种特定的徭役之后,对于一般性的民役是可以优免的,只是根据规定,不同的专业役户,优免额有所不同而已。     

论传统儒学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开始了它向整个社会传播、普及的历程,儒学逐渐走出上层社会,开始真正融入到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推进儒学思想的大众化,儒士们不断努力,终于探索出如兴科举、撰写蒙书、制定族规家礼等有效途径,并在强化主体、注重导向等方面有所建树。由此传统儒学大众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清代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

清代是云南儒学发展的成熟期。作为地方的云南盐业社会,儒学的传播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上层的儒学传播包括地方官员提举与地方文化精英的学额争取及文庙儒学教育。中层的儒学传播包括书院、义学在内的儒学正统基层教育及地方家族儒学教育。底层的儒学传播包括面向民众的圣谕宣讲、地方大众教育慈善及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建设。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实践,建立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统性与地方性。     

《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评介

<正>明代卫所制度不仅是维护王朝国家安全的军事控制体制,也由于长期远距离的移民屯守及军户管理模式,极大改变了卫所所在地的人群结构、文化风俗、聚落形态、生活周期乃至基层治理模式,深刻塑造了诸多区域的社会面貌。正因为如此,卫所制度与地方社会的研究,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吴才茂教授《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旨在追索贵州何以形成的基本问题,循着“明代卫所制度可能是解开贵州地域社会形成钥匙”的思路,对“明初贵州边疆形势与卫所设置”“卫所变革与贵州政区格局的演进及形成”“卫所城址的筑建、演变与贵州城镇的形成”“卫学教育与贵州文化区域的初步形成”“卫所官军的籍贯及其对贵州民族分布的影响”“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变迁与村落形成”“卫所卫军后裔的身份坚守与‘屯堡’的形成”七个专题展开论述。该书层次分明、图文并茂、论据翔实、富有创见。     

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统

晚明士人中盛行和具有文化修养的妓女交往。这种现象以娼妓制度存在为基础 ,但比前代更为普遍 ,并与士人集会风气相结合。这类行为与当时国家典制相矛盾 ,反映了法典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其形成与经典儒学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心学的影响、明代儒生的文士化、以及明末政局造成的士人失意与狂放心态都有相当的关联。其于女性文学在晚明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晚明推行一条鞭法台前幕后

<正>田赋和徭役是明朝两大财政来源,中央政府为保证田赋征调,防止粮税不均,依照土地所有权和用途的不同,把土地区分为官田、民田两大类,除皇亲国戚及少数钦赐优免者外,均承担徭役。明代中后期以来,赋税严重不均。勋臣贵戚养尊处优却享有优免赋税徭役的特权,文武官员以官衔大小亦能优免赋税。即便如此,他们还想方设法投机取巧,徇私舞弊。     

唐代衣冠户再议

衣冠户是学界讨论唐代科举制与社会流动关系的重要论据。一般认为,衣冠户是唐后期对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所在户的专称,享有普通官员户所未有的免役权。会昌五年赦文、乾符二年赦文中有关衣冠户的申禁,被作为这一论点的关键证据。从制度演进的角度重新检视,此申禁是朝廷面对地方官吏构成多样化和赋役体系变化情况,对既有优免制度的补充。衣冠户的主体,是执行优免法令时享有免役权的品官户。相关申禁的目的,是将任职官府、无正式官人身份的前进士纳入衣冠户的范围,而将其他来源的非官人身份的职员排除在外。衣冠户的申禁与社会流动之间关系不大。它的出现,确定了以户作为差役的征免单位,是宋代官户制度的源头。     

明代江南的水利单位与地方制度:以常熟为例

明代常熟水利社会的单位规模与江南社会基层水利的变化相一致。江南水利在塘长制崩溃之后,基层水利失控,有为的水利官员借着水利工程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以恢复水利体制。常熟的水利行政实际上与赋税制度的单位相一致。耿橘选择了区作为水利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枝河流域的水利工程,重筑了自然圩以基础的共同体社会和县域水利集权。     

明代乡里调解制度研究

明代基层的里甲制度是明代乡里调解制度的载体,明代将里老人和里甲法定为了民事纠纷及一些轻微刑事纠纷乡里调解主体,且此类纠纷必须由里甲、老人理剖,不可越诉。本文依据民初《教民榜文》以及明代契约文献,对明代乡里调解进行梳理,加以研究,希望窥得史实一斑。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从历代孔子谥号看西夏儒学的发展与贡献

将历代孔子谥号与西夏儒学鼎盛发展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分别从孔子其人及其儒家思想、历代孔子谥号沿革与西夏孔子的地位、西夏儒学发展的巨大成就、西夏"儒学教育"的历史贡献入手,分析了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崇尚儒学、兴办教育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仁孝中兴时期,"尊孔崇儒",尚德好礼,兴儒学,育贤才,明教化,以"文德教化"治国,把党项民族的文明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为后来大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统一,治国人才的培养,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研究西夏时期孔子的地位及其儒学贡献,是研究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及其社会文化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藏书宜子弟 种木长风烟——明代藏书家的刻书与抄书

正明代建国后,太祖朱元璋提倡文治,昌明儒学,致力教化,兴建学校,选拔学官,积极推进文化教育进步与发展。明前期虽缕有动荡,但经过数十年努力,终于形成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为明朝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古代图书事业也由此逐渐走向鼎盛。明代前、中期图书的刊刻传播,主要通过中央和地方官府,这一时期的藏书群体也主要是贵族和官僚。中后期随着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宋元更替,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客观环境与元政权笼络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江南儒士阶层迅速分化。有的仍以遗民自居,敌视元朝;有的拒绝仕宦,归隐民间;但大多数江南儒士开始承认元朝的统治,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儒士阶层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