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明州地方官制述略——以地方志文本记载为中心

宋代明州属上州、节度州,南宋宁宗后又升为“府”,地方长官有节度使判、知州(府)之称,地方长官的称谓又因职官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明州由于其濒海的地理特征,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于此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和市舶司等机构,其长官一般由知州兼任。     

新方志贵在有科学性——喜读《宁波市志》

新方志贵在有科学性——喜读《宁波市志》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姚秉楠浙江省宁波市是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宁波古称明州、四明,为浙东望郡,历史上曾多次修志。唐宋时就编纂有《明州图经》多种;南宋传世地方志全国二十八种,宁波占其四...     

近30年来宋代买扑制度研究综述

宋代的买扑亦称扑买、承买、扑断、断扑、断赁、请佃、断买、承揽、揽买。从字面上看，“买”即为买卖，“扑”字前人释为“争到日扑”或“手相缚日扑”，也就是争夺、竞争，故买扑即是一种自由竞争买卖的意思。     

南宋海防初探

南宋偏安东南所形成的海疆形势和立国态势使得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设立了沿海制置司。在防御上,实行了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多支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同时又依靠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南宋在海防上采取的措施和战略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安全。     

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刍议

明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近些年来,宁波的城市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新材料不断更新着我们对明州城市发展和东南地区沿海对外贸易的认识,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明州城市的发展和相关的对外陶瓷贸易状况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即试图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比较晚唐至宋初明州及其周边城市的状况,以明确明州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通过对海外出水的海量越窑瓷器的分析,重构和反思对外陶瓷贸易与明州城市发展的关系。     

技术情境中的国家礼制与地方神明崇拜

北宋时期“神舟”远航高丽的盛况两度出现,这不仅在宋廷企图恢复朝贡秩序的实践中展现了明州高超的造船技术,也使得明州地区的海神崇拜走向“标准化”。“神舟”出使归来后,明州的船舶生产、神明崇拜在技术与制度的语境中保持关联、互动。国家通过持续褒封神明的方式将地方信仰文化纳入国家体系,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社会稳定性;在新的技术情境中,明州地方以神明崇拜为媒介贴近国家正统,由此形成的不同于官方崇奉秩序的地方神明崇拜展现了独特的社会文化情景。     

郑和"航海外交"与宁波港

宁波（唐宋时称明州，元代称庆元，明初开始改为宁波）港，位于中国海岸线中段，南北洋的分界地。由于它具有深水，不冻不淤的优越地理条件，又是海流与季风形成的大自然赐给的古代航路，因此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对明州港的建设都十分重视。国外的使、商旅都喜欢从海路至明州上岸，     

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以不列颠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政府在不列颠的运作以揭示元首制时期罗马行省体系的运作机制。对总督及代理官任命之考察表明,罗马官员具有非职业性,他们生活在相对固定的晋升体系中,一生需要出任诸多不同职位,并没有为出任某个职位接受专门训练,所以无法发展出专业行政知识。此外,元首制时期官僚机构尚未增生,行省中罗马官员的数量屈指可数。这些都为地方自治开辟了空间。在某些罗马势力不易渗透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在征服初期以藩属国的形式出现。随着时机成熟,藩属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逐渐被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城市所代替。城市里的地方官员在刑事案件之审理和直接税之征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可能把行政负担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是罗马帝国正常运转的奥秘所在。     

隋唐五代沿海港口與近海航路(下)

<正>三、隋唐五代時期南方沿海港口考隋唐五代時期,南方沿海(長江口以南海岸)的重要港口,主要有明州、福州、泉州、廣州,前人對此已有較多研究,然相關研究亦多著意於這些港口城市的發展及其在海外交通、對外貿易領域之地位與作用,而對於港口的具體位置及其與治所城市間的關係,則甚少注意;不僅如此,除上述四個重要港口外,此一時期南方沿海地區還存在衆多的港口,研究者尚未給予充分關注,其具體位置與使用情形更未能詳悉。或正因爲此故,也受到史料     

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

《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是目前发现存世的仅有的一例附有八思巴字元代公据碑。本文在释录碑文的基础上,通过对宋末元初庆元路儒学对位于昌国州的洋山砂岸被侵占所提起的二次诉讼案及相关人物的考察,试图揭示元代赡学砂岸被占的实质,以起补史、证史之作用。同时,作为一例完整个案,为元代司法、儒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第一手史料。     

唐代明州初治地望考辨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王朝在今天的宁波地区设明州。关于明州设立时的治所,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古鄮城"、"小溪"和"三江口"三种说法。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考辨,结合对考古发现与地理环境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大历六年(771年)明州州治并不存在迁徙之举,长庆元年(821年)明州与鄮县治所互易。明州自设立之初便与鄮县同治一城,位于今宁波市区三江口一带。     

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

澳门开埠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近代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均称得上是一重大事件。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很快与活跃于南海的中国海商合作,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中葡商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对明朝的贸易体制与东南沿海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在闽浙地区遭受明朝政府清剿后,中葡商人重返广东沿海,向广东官府疏通后,得以入居澳门进行定点贸易。当时广东海防的主要矛盾是明朝朝贡贸易体制与中、葡商人之利益冲突,澳门开埠乃为纾解这一矛盾而建立的缓冲平台。     

都督制：魏晋内乱的祸源

正都督最初是监督军队的临时之职,东汉光武帝时因为战争频繁,军队出征时暂时设置督军御史以监督诸军,这就是都督制最早的起源。一东汉王朝是在地主豪强的辅助之下建立的,因此汉光武帝等东汉皇帝都不敢对地方豪强采取过于强烈的打击政策,致使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势力极度膨胀,甚至可以直接对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地方军权为私人所用,东汉削减了郡国的国家军力。结果,地方基层的社会秩序,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     

从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自由与秩序之思的跨洋交流

19世纪下半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令偏向个人主义的斯宾塞社会学说遭到质疑,并引发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欧美学界的思考以学术译介的方式传入日本和中国,并因文化传统、话语体系、时政背景以及学者个人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流变。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基础上,以"非社会性"对译人类反抗社会秩序的"反社会性"特征,在缓解斯宾塞个人自由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紧张感的同时,借此对抗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章太炎通过翻译岸本《社会学》,将个人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逃群"、"隐"、"废"等理念勾连,以"出世"方式抵抗清末新政,为革命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     

明州与日本的书画交流

明州地处东海之滨,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合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明州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延绵不断,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

唐代道制改革是以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为制度取向的综合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起于睿宗、玄宗之际 ,至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 ,经历了景云—开元和乾元—大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改造贞观十道的虚设巡察单位性质 ,使之逐渐向实体地方管理层级机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受战争影响 ,加强了观察使、节度使等使府长官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 ,同时改进加强了道一级建制的制度建设 ,使之行政实体化。第二阶段及此后百余年唐廷的地方行政 ,就在道级单位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府的体制下运行 ,形成道—州府—县分级管理的三级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

明初至清中叶,国家管理沿海渔民的方式从移植针对内地定居农民的户籍身份管理,转变为根据濒海人群生计特质,通过船只来掌控流动的人。明初设河泊所登记渔民并征收渔课。地方官府为解决亏欠问题,默许濒海豪强以承揽渔课为条件圈占海界,构成晚明华南沿海军事化的基础之一。为应对寇盗、取消包纳且有效征收,闽粤官员探索出围绕濒海人群流动性的凭借——船只进行管控的新方法,如以船只或港澳为中心编制保甲、对渔船课税。清廷继承"以港澳控制船只,以船只约束渔民"的思路,完善樑头制度以实现治安和征税。局势趋稳后,则侧重点从治安向税收转移。以舟系人与滩涂经界相结合,构成清朝对濒海人群和海洋管理的基本策略,建构了18世纪以降沿海社会秩序。     

宁波出土的磁州窑瓷器之探索

磁州窑（系）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民窑,也是民窑中很有个性的代表。其产品有着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不仅深受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也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本文试图通过明州（宁波）古港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来研究探索有关的诸问题。一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沿海著名的港口都市,唐代最著称的就有交（交州、今越南地）、广（广州）、明（明州,今宁波市）、扬（扬州）四大港埠。从市舶使、司（务）的建立时间和开放口岸看,著名的泉州、杭州等港口的繁荣时间均在宋代或晚于宋代。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上述四大唐代开放港口唯独明州港在水道要冲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