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

2003年,对西安市楼阁台遗址进行钻探,发现东西并列的两个小城,及城内的主要道路和部分建筑遗址,并在西小城南墙北侧进行试掘,出土遗物大部分为建筑材料。西小城南墙可能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沿用至北朝时期。东、西小城应是自前赵以来,经前后秦、北朝直至隋初长安城的东西宫城遗址。     

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万城附近活动的民族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统万城地处纵横交错的交通要道上,北上可以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即是当时北方的一个政治中心平城,往西、南可以进入河西走廊,南下可以到达长安,因此,无论是南来北往,还是西去东徙的民族不断汇聚于此,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万城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具体而言,南下的主要是与匈奴有关的各种杂胡、丁零(敕勒、高车)、柔然,西南方向来的有氐、羌民族,来自东北的民族有鲜卑与乌桓,还有来自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胡人。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0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东城墙与夹城墙之间的道路南段进行了主动发掘,清理道路、车辙等遗迹,并解剖了东城墙墙基。本文即是对2020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     

简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

本文把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问题分为三期。汉晋之际,初居敦煌的大族主要独尊儒家文化,他们并未真正信仰佛教;十六国时期,他们在尊奉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开始接受佛教,在思想信仰方面儒释兼行;北朝时期,其佛教信仰有了长足发展,且有压倒儒学之势。这个时期,敦煌大族的思想信仰和文化代表了敦煌宗教文化的发展方向。     

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阙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功用

西汉长安城的宫殿区和高官贵族宅邸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作为皇城的未央宫和市里百姓居住区是严格隔离的,而未央宫北阙,则是吏民上书、官员奏事、使节谒见的场所,是连接皇帝与官民,将民情、社会动向、公众舆论通达于上的一处信息沟通空间。这一功能,与北阙较为开放的地理位置有关。诣阙上书是下情上达的主要形式之一,北阙亦为汉王朝实施外交威慑的场所。西汉有数次吏民大规模集体诣阙活动,推想北阙阙前应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以容纳多达数万人。     

魏晋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对待西北民族的主要思想

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和整个北方地区一样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民族互动、融合的过程。期间,民族思想理论纷然杂陈,见仁见智,有些不合时宜,如“徙戎论”,有些思想是传统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提和应用,如对边疆民族的“羁縻”思想和对内迁民族加强管理的思想等,在实践中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论列和评价。     

西汉敦煌郡的设置和敦煌城的修筑

敦煌郡的设置时间,《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是汉武帝后元年间(前89-88),《汉书·武帝纪》记载是元鼎六年(前111),二者自相矛盾;根据敦煌文献记载,元鼎六年在赵破奴的主持下修筑敦煌城,同时还修筑了敦煌郡的防御体系——塞城和土河,并修筑了敦煌郡水利灌溉体系,特别是马圈口堤堰,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敦煌郡初置时期的管辖范围.     

西汉居延地区军事设施布局的地理浅析

居延地区是蒙古高原与河西走廊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西汉将匈奴驱逐出河西以后,鉴于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于此修筑居延塞,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设施建设,构筑起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本文从地理角度对西汉居延地区军事设施的布局进行浅析,发现军事设施布局时会受到多重地理因素的综合影响,自然地理因素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人文地理因素更多的是对策划者思想产生的影响进而付诸实践。     

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

十六国北朝时期史官制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同当时的史官制度和史学发展两者之间有着比较有效的互动关系是分不开的。它主要体现在以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以及史官职掌和良史意识的有机结合等方面。     

魏晋十六国北朝西北各政权的人才兴国

魏晋十六国北朝,割据于西北的诸政权为了稳住已有的统治地盘,富国强兵,创建统一大业,因而都很重视培养、罗致,甚至是抢夺儒、释、道各类人才,人才兴国的战略也为各政权带来了显著的政治效益。本文主要介绍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     

敦煌石窟藻井井心莲花图案的探析——北朝至隋唐时期莲花纹样造型的变化

莲花纹是我国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莲花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谓大俗大雅之物。俗可作美食、器具,雅可入艺术境界和宗教化。在佛教传人中国前,物上就已出现荷花图案。如春秋时代的青铜莲鹤方壶上出现了展瓣莲花;汉墓中有也完整的莲花藻井（《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受佛教影响,魏晋与唐朝的器物、雕饰、佛像更几乎都佐以莲花纹饰。莫高窟装饰图案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莲花纹,而且变形和赋彩越来越丰富,正因为莲花与佛教的这深层渊源,才开出以后壮丽的莲花纹时代,并开启了后来植物纹样为主的发展道路。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十六国北朝的绝大多数政权是由所谓“五胡”建立的 ,这些政权无一例外地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 ,都极力模仿魏晋 ,而努力呈现出华夏风格与身份。在处理五德历运问题上 ,在如何把自己政权的属性与早已定型的历运学说相协调时 ,各个政权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 ,反映了胡族统治者复杂的历史情感和部族背景。经过刘渊绍汉、刘曜绍晋、慕容燕及苻秦绍石赵、姚秦绍苻秦等历史过程 ,十六国历史成功地在破碎的北方建立起法统传递的新秩序。这为北魏直接承前秦准备了条件 ,因而北魏最初是以十六国的继承者身份而出现在德运次序中的。孝文帝改革 ,超越十六国 ,直接把北魏的历史与西晋接续起来 ,总结和结束了十六国历史 ,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     

山水因素与明清梧州城的规划布局

山水因素与明清梧州城规划布局关系密切。明清时期梧州城环山绕江的走向,不规则城池形状,城市功能“南市北朝”分区原则,城市街道弯曲,以及形成全国罕见的水上街市的城市规划布局特点,是受自然地形山川走势影响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文论视角下的公文立意与布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文种丰富,文体大备,名篇迭出,是公文写作大发展、公文理论大繁荣时代。相关文论著述中关于公文立意运思与结构布局的论断,涉及公文之“意”与“道”是密切关系,公文写作需要的“怀霜之心”和“临云之志”,以及结构上的“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等等,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论视角下的公文立意与布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文种丰富,文体大备,名篇迭出,是公文写作大发展、公文理论大繁荣时代。相关文论著述中关于公文立意运思与结构布局的论断,涉及公文之"意"与"道"是密切关系,公文写作需要的"怀霜之心"和"临云之志",以及结构上的"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等等,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意识

正统意识是中国古代社会很重要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反映在汉民族政权中,在魏晋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立之际,这种观念也通过民族融合深深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政权的正统性,不断地从传统的汉文化中挖掘理论依据,王权天命、奉大一统、入主中原,都被视为正统性的理论依据,但是,在面对强大的汉民族正统观时,又具有一定的民族自卑感。     

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的汉化进程

民族融合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北魏统一以前十六国时期的汉化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胡入驻中原的同时,其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开始了封建化。十六国时期民族的汉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甚至为后来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以往人们只注重了这一时期的战争动乱,却对少数民族自身的汉化进程论述甚少。     

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

以军镇统民并以之代替地方行政机构的制度并非始于北魏,其实萌芽于十六国前期诸少数民族政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镇制度有逐步明朗化和制度化的倾向,到十六国后期,军镇制度已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单位,主要盛行于后秦、西凉、北凉、南凉、夏国等少数民族政治之中,以军镇统民方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护军制,也在西北地区诸政权中盛行。     

从“刚明清肃”到“雅好清言”——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之门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海王氏家族原本出自寒门小族,门第低微。王猛以其英豪之才,辅佐前秦苻坚,推进胡汉融合,彪炳史册,奠定了其家族发迹的基础。王猛孙辈入仕北魏,至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实施族姓制度,王猛曾孙辈挤入北朝新兴士族的行列,北朝后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好门户。随着其家族门第的不断上升,北海王氏的家学门风也日趋雅化。王猛思想驳杂,从政明刑峻法,兼综儒术与道术,崇尚实务,表现出非儒学世族的色彩。北魏中期以后,北海王氏人物多儒缓不断,其经国济世的心态与能力比之祖辈明显下降。北朝后期的王氏名士深受南朝玄化风尚的影响,崇尚清谈和文学,行为疏诞,成为当时玄化名士群体的代表。在家族内部,王氏人物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尤重孝友,擅长朝仪,以此维持其家族门望。     

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的汉化进程简

民族融合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北魏统一以前十六国时期的汉化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胡入驻中原的同时,其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开始了封建化。十六国时期民族的汉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甚至为后来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以往人们只注重了这一时期的战争动乱,却对少数民族自身的汉化进程论述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