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商界迎接解放

1949年3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钱瑛通知我到香港去学习城市接管政策。我当时对武汉工商界宣称是去重庆总行开会。我由重庆转到香港,在香港住了两个星期,关起门来看文件。钱大姐每天来和我谈武汉的情况,研究如何接管城市问题,并介绍我会见许涤新同志,由他向我介绍了天津接管金融单位和工厂的情况,     

我在香港30年

正一、孤身一人闯香港我做香港永久居民马上30年了。这30年来我们与香港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见证了香港30年来的历史。80年代初,祖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我想到了去香港发展。1982年,我带着我5岁的女儿到过香港一次,当时就想留在香港。但想到一个人在外打拼,还要照顾女儿,在香港很难生存下去,就把女儿送回内地我母亲家。1984年,我又重新申请,再次来到香港,当时还是个年轻的     

台湾明星们喜欢的高雄小吃

我和孙巍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一起在杭州西湖边弹唱过吉他,也一起在香港旺角的小餐厅里大声唱过歌。但自从他赴台签约滚石之后,就罕有见面的机会。这次他回杭州,在参加完一个商业活动之后,终于抽出工夫和我小坐了一个下午。     

追记半个世纪前的一次长途旅行

1941年我从重庆出发到香港。由于绕道福建和上海,这次旅程是我平生最长的一次。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走过这样长的路,在这以后除了出国空航以外,也没有一次旅程超过这次。因此事隔56年后,凭记忆对这次旅行做一点记载。     

我的高僧表哥(三)

在我返回家的路途中,我回忆起解放后第一次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情景。那是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工作。一天门卫忽然来电话通知我,说外面有个要饭的要见你。     

犁青,香港诗坛的“西哈努克”

我和犁青交往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7年,他创办了《文学世界》杂志,在香港广泛向中文作家约稿,我也收到他从香港寄来的约稿信。1990年,福州市第一家民营书店--树人书店发起首届海峡两岸征文大赛,邀请席慕蓉、舒婷、罗兰和我担任评委。书店负责人郑忠贵希望我在香港再找一位评委,我去信征询犁青的意见,他虽是诗坛前辈,也欣然首肯和我们一起并列评委。那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数万人应征投稿,两岸以及香港的重要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活动。     

再迎七一

十五年前,我还是个小学生。香港第一次踏回了家门。我记得香港回来的那天,满街的烟花点亮了仲夏的夜晚。也是在那一晚,很多人围座在电视机前。满眼潮湿地看香港回来的那一刻,那时的我,只是听大人说,又一个孩子回来了,我想,孩子回家是最好的,哪有比家更好的地方呢。从那儿以后,我知道祖国又迎回了一个孩子,从此少了一份漂泊,少了两份思念。     

访港杂谈

一九九二年十月,我们从香港访问归来,不少朋友见面就问,对香港的印象如何。我说,过去,人们把香港称为“东方之球”;现在,人们把香港誉为“亚洲四小龙”。我认为这是名符其实的。香港是一块弹丸之地,全境面积仅一千多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将近六百万,地少人多,人口密度居世界首位.市区人口最密的深水埗,每平方公里有十六万人之多。香港虽然没有什么驰名于世界的名胜、古迹,但是每年都有三百余万人次的游客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云集香港。吸引人们来香港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例如,现代化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业的迅猛崛起,城市现代化服务设施的日臻完善,社会环境的传统美,地理环境的自然美等等,都是吸引游客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还应当指出的是,香港作为中西方经济、科技、文化、思想、习     

一生何求──献给我的家乡贵阳

1956年12月6日,我生于贵阳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亲都是广东人,说一口流利的海南文昌话,我自幼一句都听不懂,来到香港十几年,我的口音仍然是“贵阳广话”。我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使我失去开学、就业的机会,但没有压倒我追求音乐的决心。“文革”的几年中,我有幸躲过了上山下乡,我便在我热爱的手风琴事业上成为中国的聂耳、匈牙利的李斯特,我连卧室的墙上也挂着李斯特的肖像。我常站在黔灵山顶,恍馆我已将自己的音乐才华发挥到最高点,我倘佯在花溪河畔时,朦胧中想像这是贝多芬家乡的莱茵河。1982年夏…     

告白

"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尊贵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美丽的,这世界上绝没有一个,即使失去也无所谓的生命。"——题记鸟儿如果说天空是我能够自由翱翔的广阔天地,那么树便是我可以依赖的家。初次和他见面,是在     

香港历险记——我在抗日期间的一段经历

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这之前,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艰苦生活的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100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     

我知道的《苏日中立条约》

我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到的香港。原计划到香港后再经越南去昆明读大学。但是有些人劝我,内地(指重庆、昆明)经常遭日本轰炸,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在我拿不定主意时,一位《大公报》的朋友给我写了个便条,介绍我先去看范     

徐悲鸿先生在贵阳

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先生来贵阳先后凡三次：首次是在香港举办赈济战区难民的画展之后,取道长沙、桂林将返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中途经过贵阳,时间在1937年冬天;其次是由昆明、保山举办捐赈画展,攀登鸡足山写景归来,于1942年秋冬到贵阳小住;后一次是1943—44的的冬春之交,由桂林而贵阳,转徙西南,仍回重庆。记得先生第一次来到贵阳,留住时间颇为短暂。我恰在病中,不能与先生见面,仅闻在原中山公园门前的省民众教育馆（含中山西路市委大楼附近）,举行过较小型的个展。当时与本地人士往还甚少,据知,只有张鹤龄笔店曾以贵州特产的…     

我亲历的贵阳王伯群故居发还及其他

正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是父亲的恩师。在我小时候,父亲曾经带我去过王伯群校长贵阳护国路圆顶房的家。见面后叫我给王校长和夫人鞠躬行礼,喊太老师和太师母。他们都很喜欢,叫我常去玩。可惜因为那时年纪太小,加之相隔年     

书香幽幽隐悲欢——工人子弟陈书祥的家族故事

正2015年1月6日,我到清华大学东区看望了分别57年的小学同班同学陈书祥。1951年到1957年,我们在清华附小同学6年。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101中学,他被保送上了清华附中。1963年高中毕业后,他留校当教师,我则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由于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打听着对方的消息,却始终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我们都非常高兴,谈了许久。尽管出身不同,我们在小学时关系却很好。成     

怀念祖父卢作孚

我和祖父同处于人世的时间,终止于1952年2月8日。那天夜晚,他毅然决然去了彼岸世界,走得果断从容,犹如他转战于自己所开拓的每一项事业之间。那一年,他59岁,我6岁。他在重庆,我在香港。他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才4岁多,所以我对他直接的印象已很模糊。但是,儿时的片段记忆和长辈们断断续续讲给我听的往事,却清晰地伴随了我一辈子。     

高先生与《容美纪游·注释》

走马乡,白果坪,一听就很偏远,远到了崇山峻岭中的鄂西南边陲。即使在畅通了高速公路的今天,从武汉驱车也要整整走九个小时。一个文化人、学者,怎么会呆在这样一个远离中心的地方?怎么会呆在这样一个孤零零的"乡""坪"琢磨一部古籍?一见面,刚刚坐下来,我就向高先生提问。高先生当时感冒初愈,气弱,面色有点苍白,坐在白果坪那幢低矮的老木屋里,安安静     

我的绘画之路

正1957年,我出生于重庆。那时,我父亲在重庆航道区工作,母亲在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住在朝天门水巷子。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还记得我用粉笔在家里的木地板上画画,父亲说,最早是他教的。1964年上小学之前,父亲调到武汉工作,家也就迁到了汉口民生路长航宿舍。从上小学起我就痴迷连环画,对刘继卣的《鸡毛信》《大闹天宫》《东郭先生》,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李双双》等等,爱不释手,我自己     

她将写作人的角色演得很好——马家辉眼中的林青霞

几年前,我和徐克、施南生在香港的半岛酒店喝酒聊天,也约了林青霞一起在那里吃意大利菜,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主要聊孩子的事情。之后不久,施南生在家里请客,龙应台、     

陪你去旅行

<正>《我所爱的香港》作者:林夕简介:香港,林夕呵护和塑造的心中之城,林夕的"家"。他爱这个"家",笔端充满了对这个"家"的关注和亲情。他看取的不是一时一地的香港,而是全球视野下的香港,转变中的香港;他从种种微末的事件中,观察香港的性格与文化,民生与政情,缺失与坚守,当下与过去,乃至香港与内地、与西方的幽隐关联。其情也真,其感也深,其思也切,其发现无疑也非常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