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下)

"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两次关于批孔的讲话.一次是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他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是这样,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另一次是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还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文革』学舌的奇葩往事

“文革”时期,在我的老家湖南湘西,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各项运动层出不穷,高潮迭起,讲要紧跟形势,讲要紧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样势必形成群众参与度高与农民识字率低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呢?台上照本宣科,台下鹦鹉学舌.宣讲者也多半只有半桶水,加之方言土语的,念起报纸来难免荒腔跑调,学舌者更是以讹传讹.     

『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是特别黑的,但它象征着光明立刻将要到来."     

『文革』中的陈毅与周恩来

陈毅与周恩来,共和国历史上永远让人铭记的人物。他们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建立了生死之交,一直延续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陈毅在建国后继周恩来出任外交部长是共和国历史上首位元帅外交家。“文革”之初,陈毅以过人的胆识直斥极左,因而遭到了“四人帮”之流的无耻攻击与批斗,中国外交工作亦受到极大损失：在此乌云遮日之肘,周恩来为保护陈毅竭尽全力。内中详情请看《“文革”中的陈毅与周恩来》。     

朱德在“文革”中(上)

正他像大海一样广阔,他像大海一样深厚,他像大海一样庄严,他像大海一样雄伟。这是著名作家刘白羽在《大海——记朱德同志》一书卷首写的4句话。戎马一生,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朱德,晚年,在十年"文革"动乱中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这位耄耋之年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共和国那段     

文革『清队』时的一桩假案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把两位无辜的普通姐妹从风平浪静的生活中推进斗争的漩涡。由几句闲言话语无限上纲上线,最后结论为现行反革命罪,开除公职,送原籍劳动。这桩假案6年后以“查无实据”给予平反。然而,此案给当事者造成了无尽的痛苦和终生的遗憾;那些办案人对此是否应有自责和忏悔呢?详情请阅《文革“清队”时的一桩假案》。     

我在“文革”岁月中(上)

正当我国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又展现蓬勃生机的时候,迷雾再一次笼罩祖国的葱茏大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前,我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二机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 副部长,一直致力于国家的原子弹、氢弹研发工作,文革中又当了周总理的联络员。幸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指点,我才没有遭到大的厄运,犯大的错误,但回忆那段风雨历程,仍叫人久久不能平静! 电闪雷鸣风云变1965 年全国开始了“四清”运动,当时我的身心扑在氢弹研制上,对全国政治形势不甚了了。二机部党委要我负责在青海的核弹研究基地(即九院)的四清工作,我认为,该单位领…     

我叫『活着欢』(十五)

十八、镇一回,震一回“文革”到了1975年,有了一些悄然的变化。一向批判“封资修”的气氛突然松了一点,传出了“江青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读读六本外国小说”。列出的清单十分具体,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红字》、《红与黑》等。凭良心说,那时候我们想读外国小说已经到了“渴卤”的地步,有这传言就算有点根据,管它是真是假,读了再说!于是迫不及待地去借,开会时盖在批判文章下边或《红旗》杂志下边偷着读,读了偷着乐。     

我叫『活着欢』(二十一)

二十四、《挂牌成亲》和它众多的生活原型“麻木县长”撞动我的心灵,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让我调动了记忆中的储存,想起了“文革”中被扭曲和扭而难曲的人们。在这里,这县长的经历就像杯酿酒时的(?),将记忆发酵,一步步变为作品的酒。     

我叫『活着欢』(十七)

20、《杨柳寨》和京山县的朋友(下) 说到京山的一班朋友,必须要说程义浩。他和我相识较晚,是上世纪70年代末由张长缨介绍认识的,他原本是业余诗作者,由此而调入县文化馆,与张同事。共同爱好使他们惺惺相惜,我到京山时便多了一个谈诗论文的朋友。每有聚会,就有程义浩和何帆(时在县文工团乐队,没事写写诗,自编自集自画题头尾花的诗集做得十分诱人,恨不得看完     

我叫『活着欢』(七)

武汉艺界流行着几个关于我的笑话,无一不是与我的眼睛有关。当事人的亲历一般不被人相信,而坊间的版本却很流行,这类“沉冤”之事不知找谁可以申雪。     

我叫『活着欢』(九)

在说唱团呆了整30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是这样几件：谈创作、讨论节目、谈表演。     

我叫『活着欢』(十三)

1972年6月,我从“五七干校”分回说唱团工作。尽管当时运动未结束,我眼里看见的说唱团却有一些新气象。     

我叫『活着欢』(五)

1962年上半年,我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走红”了。不是由说相声、唱快板、唱大鼓或唱歌“红”起来,而是由一本书——罗广斌、杨益言合的小说《红岩》,而我将它改编成了评书,一下子说“红”了。     

我叫『活着欢』(十一)

我说我是“武林高手”,读诸君您信吗?我劝您先信了再听我说。     

我叫『活着欢』(十六)

19、《杨柳寨》与京山县的朋友（上） 《杨柳寨》是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评书.又是见诸铅字的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创作中砍去30万字,重新结构以后,成书时还有45万字.同时它也是我创作历时最长的作品,从开始构思到1986年出书,硬是经历了22年。     

我叫『活着欢』(十八)

二十一、把徒弟推向业余舞台 1974年夏天,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个小伙子,说他叫孙仲江,是江岸车辆厂子弟中学应届毕业生,在学校期间是学校艺骨干,在《白毛女》中跳大春,还喜欢说评书,只听了我一次口技表演,就学我的样子弄了一段口技,想给我当徒弟……     

“文革”初期的叶剑英(上)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史无前例”的恶浪滔天,将人们一下子打入万丈深渊。叶剑英身处中国历史巨大逆流中,不只岿然不动,更能搏浪进击,其作用有甚于三门峡东岛之“砥柱”。这位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一)

1983年11月初,有人看望丁玲,发现她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答新华社记的章。该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