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大”

１９３８年秋,我从炮火纷飞的华北敌后回到延安,仍在原单位陕甘宁边区文协从事文艺工作,但是前线的战斗生活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我无法遏制自己拿起枪来和敌人直接战斗的要求。于是就向当时“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同志申请到抗大当一名学员。罗瑞卿并没有立即答应,他说：“这件事我还需要和中央组织部商量一下”。过了些时,才得到通知,说已批准了我的请求,决定我到抗大三大队二队入学。同我前后在三大队学习的有３个文艺界的熟人,就是吕班、裴东篱和荏荪。由于我们这４个人都是搞文艺的,每逢队上开晚会的时候,少不了要我们出…     

峥嵘的史程 多彩的业绩——追思汪洋同志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主要创始人,德高望重的电影事业家、企业家,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８日不幸逝世,享年８２岁。汪洋同志原籍浙江萧山,１９１６年２月生于江苏省镇江市...     

父亲周楞伽与刘群的交谊

正我父亲周楞伽与刘群相识在1935年的春天,当时,他还没有用刘群这个名字,朋友们都唤他"萍华"。那时候,《文艺电影》的编辑石凌鹤刚被撤去了职务,由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整理委员、电影演员姜克尼任主编。姜克尼原来是我们家在上海南市江阴路的房客,他无意之中在光华书店遇见了我父亲,知道我父亲眼下正     

汪洋同志与田方及我——深情的怀念

１９５０年春，由于田方的关系，我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科。汪洋同志是田方的邻居，所以我和汪洋夫妇成为朋友。当时，田方是北影厂的厂长，而我却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在他逝世后，为他拍摄《忆田方》录像时，翻看田方的履历表，我才知道的，因为田方当年５月份就调到...     

巍巍丰碑耀中原──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先念

巍巍丰碑耀中原──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先念栗在山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我从抗大调到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处工作，在办理奔赴抗日前线的工作关系过程中，认识了李先念同志。他刚从抗大学习结束，奉命要到中原抗日前线去。当时，听说他是红三十军政治委...     

在冀中军区的战斗岁月

正1940年9月我与高存信在延安结婚后,随抗大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挺进晋察冀地区。一到晋察冀就遇到敌人大扫荡,我们就跟敌人转圈打埋伏。反扫荡之后,我们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转达的中央指示,东干队先到冀中军区分配工作。东干队队长张学思当即向全队作了宣布,并进行动员。大家一致拥护,愿意到平原上参加实际斗争。于是我们即准备过平汉路,到冀中军区去。平汉路虽处于平原地     

忆一个反战起义的日本兵

１９４０年秋天,日寇在“百团大战”受到重创之后,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报复扫荡。为鼓舞军民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的扫荡,克服敌人实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给我根据地造成的严重灾难,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决定,根据地所有文工团一律分赴各地,向军民慰问演出,宣传百团大战的胜利战果,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必然失败的命运。那时我在抗大总校文工团任团长,我们的任务是赴山西武乡、辽县（后改左权县）、襄垣、黎城、沙河等地。当我们从河北邢西到山西辽县向野政报到时,罗瑞卿主任交待：有一个反战起义的日本兵,决定暂交…     

创“金字招牌”的带头人——深切怀念老厂长汪洋同志

1999年1月21日上午,在京文艺界,电影界的各方代表,冒着凛冽的寒风,集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前,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贡献出一生的北京电影厂老厂长汪洋同志送行。北影厂的老同志来得很多,令人惊讶的是久患疾病的杜子同志(北影老领导人之一)也来了,他是从医院的病床上硬撑着爬起来,挣脱了家人的劝阻,拄着拐棍蹒跚而来的,他说:“不来不行,我心里过不去……”这是杜子的深情,也是我们老北影人的心境,因为老厂长带领我们风风雨雨几十年,一次又一次为北影创辉煌。那时我们在大街上,在旅途中,只要人们知道我们是来自北影的…     

回忆1938年开滦煤矿大罢工

自从伪冀东自治政府成立后,侵华日军又发动七七事变,向中国展开大规模地进攻。这时国共合作引导全民抗战。1938年时正是敌人进攻。国民党节节后退,于是日军把部队都抽向前方,将冀东作为他们的后方。当时在冀东的日军驻军比较少．伪军较多。冀东地区敌人是较比空虚的。这时八路军挺进到晋察冀。对冀东老百姓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由于敌人把冀东作为它的后方,所以冀东的百姓也受着比内地人民更大的压迫。     

回忆爹爹朱德

中南海里的欢乐大家庭1944年,我与丈夫朱琦相识,当时,我们都在抗大七分校工作。1946年3月,我们喜结连理,红娘是彭绍辉将军,主婚人是贺龙元帅。第一次与爹爹朱德、婆婆康克清见面是在1948年土改结束后,随丈夫到西柏坡。当时我想着爹爹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婆婆也是著名的妇女领袖,心里很紧张。     

抗大初期教员生活片断

在纪念抗大(由红大改称)诞生七十周年之际,我作为当时抗大七队队长兼教员,怀着激动的心情,凝视着抗大第二期教员的合影照片,顿时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在延安抗大初期艰苦奋斗,团结紧张而又愉快的生活,那峥嵘的岁月,又历历在目。照片上的同志、战友,仿佛一一从照片上     

1937夜袭阳明堡事件

八路军夜袭阳明堡焚毁敌人飞机廿四架新华社前方捷电我八路军之一部于廿日以极敏捷的动作,进袭同蒲路之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当我军夜间冲进敌人的飞机场内时,敌人尚不知道,我军一方面派部队进袭敌人的营房,一方面将停在机场内的廿四架飞机全部焚毁,我军大获胜利,击毙日军数十人,吓得敌人恐慌万状,不知我红军从何而来,我军现正在敌人后方开展着猛烈的游击战争。原载1937年10月24日《新中华报》     

在"抗大" 听胡耀邦讲课的日子

我于1939年7月到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这已是抗大第五期了,我被编在第二大队六队。每周有军事、政治、文化课。"党的建设"课是由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来讲,每个星期半天。胡耀邦同志每次总是在我们早饭后,骑着一匹大洋马(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军用马匹,个头很高)来讲课,到午饭前下课,他骑马回去。抗大各队的课堂,都是露天的。我们队的课     

延安新闻界的两个事件

一、延安记者要求"采访自由"事件1941年初夏,在延安清凉山上的一个窑洞,我的爱人田海燕带我拜见了博古。我们为何拜访博古呢?这需要作点背景介绍。我的爱人田海燕,是四川泸州人。上个世纪30年代,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进入中国医学院习中医。"七七事变"后,他通过邹韬奋先生介绍到了延安,先在抗大(四期)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抗大政治部、新华社、《新中华报》工作。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     

驼工卡斯姆

卡斯姆是我四年前在塔里木河古河道考察时认识的一位驼工,那时他还不到60岁。 我见到卡斯姆时,真有些电影场景的感觉。当时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沿着塔里木河坝上的便道行驶,两岸沙丘上的干枯胡杨树在夕阳的照射下无限凄美。卡斯姆和他的驼队就在这样一幅如诗如画的场景中出现了。     

从洪湖到武汉

我从洪湖峰口脱险之后,同年9月6日,辞别那位军校负责同志和酒阳县委县苏维埃同志之后,赶回但家湾。不料走到村前,发现有些异常,仔细一看,是敌人,拔腿就跑。敌人已看到我,开枪射击,穷追不舍,把我逼到湖中草荡里。跑了二三里,才摆脱了敌人。上岸后,打听我军和省委的情况,人们却避而不谈。事后才知,9月3日程家湾失守了,省委机关不知转移去向。我人生地流,瞒珊孤行,一天以后,才碰到一个老者。我很客气地向他打听情况,并说出我的身份。那老人亦未答腔,只用嘴向东南方向歪了两下,我明白他的示意是指东南不远地方有我们的人。…     

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习生活

1938年8月间,旌德地下党先后动员了20多位进步知识青年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到了军部教导队以后,我被分到第六队。队部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军装、一副绑腿、一条薄薄的棉被、一支步枪和若干发子弹、一条米袋子和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这样,我们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军人了。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干部学校,专门训练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教导队为什么不采用“抗大”分校的名称呢?这是由于当时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不准我们办“抗大”式的干部学校,不准我们发展抗日力量故只能以教导总队名义…     

记抗日烈士翟真云

翟真云烈士牺牲时年仅27岁。当时中华民族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在敌人惨无人道、穷凶极恶的迫害下,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他的英雄事迹至今流传在千千万万群众当中,激励着后代奋发图强,勇往直前。     

随他们去吧 我丁玲就是丁玲

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     

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我父亲15岁时投身革命,经族叔王任叔(巴人)介绍结识了王伯伯(王元化先生)。他长我父亲四岁多,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文章也写得好,我父亲视他为兄长和朋友。父亲后来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全国解放后转业回到上海,我们家和王伯伯家开始频频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