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论》评介

姚曼波先生的大作《〈春秋〉考论》于2002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付梓行世。该书从全新的角度,探索了孔子作《春秋》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立论不仅大胆,而且新奇。该书资料翔实,思路清晰,考辨缜密,可谓当今春秋学研究领域中的创新之作。经过仔细阅读,笔者认为该书有两个较为鲜明的特点。首先,视角独特,极具开创性地提出了《左传》的蓝本为孔子所作的新说,为春秋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自《孟子》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一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春秋》便被当成了孔子借以阐发其政治哲学、贯注其学术…     

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家提出了三世说。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为新王制义法,《春秋》即一王之法。“《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春秋繁露·玉杯》)。在《春秋》里,寄托了孔子治世的理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说:“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解释“制春秋主义,以俟后圣”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认为孔子是为新王立法,此新王,即圣汉之王。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最后落实到为汉代立法。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学理通变

孔子作《春秋》,继承了蕴含在《诗》乐中的道义、德义,将之作为价值共识,形成了历史道义观;并将《诗》中的"乐义"转化为"礼义",作为社会共识,用于评骘历史事件。孔子还将《诗》的"微言相感"转化为《春秋》的"微言大义",在乐治体系消解的学术背景下,完成了乐治向史评的学理转化。     

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从战国之际的孟子、苟子,直到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部蕴含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孟子&;#183;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瞑。”这是说孔子有鉴于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衰坏,     

孔子不修《春秋》辨

孔子笔削《春秋》的说法起源很古,就今天所知材料而言,明确提出这一看法且影响最大者,当数孟子。《孟子》一书中谈及这个问题的地方有几处,如言“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最长的一段见于《离娄》篇,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春秋战国命名和年代的划分

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相接续的历史时代。其所以叫“春秋”和“战国”,是由两部古代历史书籍——春秋、战国策——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和特点而得名的。把孔子所作的春秋所包括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叫春秋时代,刘向所纂辑的战国策所包括二百四十五年的历史内容,叫战国时代。春秋这部书记事是以东周时的鲁国为主兼涉及到各国的政治事件,是从鲁(?)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起,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战国策是汉朝(?)集起来的,是七国时游士和各国统治者所作策划,分国记事没有年代,刘向在战国策序里提到:“共事继春秋之后,訖楚汉之起二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春秋》、《左传》记事的迄止年代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编年史,相传是孔子依据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史料(即所谓“鲁春秋”)编写而成的.它以鲁国的十二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世系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提纲挈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中一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史实.由于它语言简要而又字含褒贬,所以自从它问世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解释它、补充它的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一本雅俗共赏的通俗史学刊物——《民国春秋》

《民国春秋》(刊号28-132)双月刊创办于1987年1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是国内唯一的以普及民国史知识为己任的通俗史学刊物。辟有“民国史事”、“人物志”、“名人轶事”、“往事追忆”、“历史文学”、“民国要案”、“文化集萃”、“社会百态”、“史事辨析”、“台湾之窗”等10多个栏目。《民国春秋》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学术界、新闻界的关注及众多读者的兴趣。1987年9月11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

一、孔子的“述而不作”六经的整理中国历史文献,始于甲骨文字。中国历史文献学,由孔子发其端。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就是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献学的实践活动。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孔子讲学的基本内容。孔子选定六经,是各有其用意的,他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可见,每一经,孔子都强调一个重点,都有一个明确的教育目标。《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上自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多年的诗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春秋》说例

古人解《春秋》,多以孔子作《春秋》为前提,目的是深入领会圣人垂教后世的褒贬大义,由 此归纳出种种所谓义例。但《春秋》是否确曾经孔子改作,无从证实;前提既不可靠,由此得出的又例 则更是想当然而已。其实,只须抛开成见,仔细阅读《春秋》,就可看出它就是鲁国历代史官原始记录 的汇编,但其中确实存在着能够贯通全经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是真正的《春秋》体例。本文仅从 七个方面归纳了《春秋》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并对前人所说义例略作批评。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

引言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是中国史学之父,正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85—425年)是希腊史学(从而也是近代西方史学)之父一样。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孔子不仅比希罗多德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学术思想上有更大的成就。希罗多德只是一个历史编纂学家,孔子并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所以孔子还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史学理论,它在古代世界史学史上是无     

《论语·卫灵公》“予一以贯之”义辨

孔子语子贡曰:“予一以贯之”的含义,大体有两种意见:一是孔子强调其学说是由一个最根本的道理贯穿着的。宋儒多主此说。二是孔子强调其学知都体现在行事之中。清儒多主此说。二说之误皆在混此句与孔子语曾子“吾道一以贯之”为同义,因此,前说明显不合此句语境;后说虽揭出“行事”之义,但仍拘牵于孔子语曾子句的语义,弃“贯”本义(贯穿)而用借义(行事),有滥用通假,顾此失彼之嫌。正确解释当为:我(孔子)用躬行(道德实践)来贯穿获得学识才干的过程。     

孔子历史哲学发微

我们在前一篇论文《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和第4期)中,主要根据《春秋》,系统地说明了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在本论文中,我们试图完全根据《易传》,阐发孔子历史哲学的微言大义。 首先必须声明,我们认定《易传》是孔子“晚而好《易》”的哲学笔记。宋以前的中国学者一致认为《易传》(对《易》的经文所作的十篇解释,故又称《十翼》是孔子的著作,但是自欧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风雅正变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为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极大的献价值。     

从《左传》释《春秋》用语看“春秋笔法”的性质

“春秋笔法”,本即春秋时代鲁国史官记载鲁史(《春秋》)的遣词用字之法,自古以来便是“曲折”、“褒贬”的代名词,似乎古代史官记史偏好“弯弯绕”。但深入考察“传”《春秋》的《左传》关于《春秋》用语的阐释,却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这种“春秋笔法”,其实早已变味。     

孔子伦理学中“孝”带给我们的当代启示

本论文以孔子“孝”道思想为切入点,记录孝的由来,以及孔子“孝”道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华夏族,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伦理观的核心范畴,应该说就是具有浓郁情感意蕴的“孝”和“仁”。因此,孔子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率先在道德领域内自觉地确立了情理精神,代表了儒家思潮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且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时代的变迁,2千多年孔子伦理学“孝”被人类进行了新的阐述和诠释,历久弥新,它对现代社会产生了的深远意义和指导作用是极其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