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志续修人物志刍议

人,是社会的核心和主宰,各个时代的历史,都是由各种人物的活动构成的.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由人干出来的,无人就干不出事,更不要说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说,没有人就没有经济、没有政治、没有文化、没有社会.作为反映“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编写好人物志显得非常必要.古代史书就是奉行“以传代史”,一部二十四史,人物列传就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     

续志中怎样撰写人物志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万物的中心。以人为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重视写人更是地方志的一个优良传统。方志记人始于汉代,到宋代,人物志已成为方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地位更加突出。人物在志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因此志书应该记好在社会活动中占有主体地位的人。人物入志的标准及范围志书重视记述人物活动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地位,更能发挥表彰先进,促进、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仅可以形成“入志光荣”,争取入志的好风气,还能够激励世人…     

邵黄：在卡斯特罗身边成长的华裔将军

在186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旅古华侨做出了重要贡献。古巴人民的评价是：“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叛徒。”在当代，旅古华侨为古巴社会的进步发展同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且涌现出一批像莫伊塞斯·邵黄这样的代表人物。     

人有英气文有骨——《农六师垦区·五家渠市志·屯垦人篇》赏析

志书是一方地情的资料性的科学著述。而一方地情中人是活动主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所以反映历史最主要的是反映人的活动 ,人的精神风貌。“一部志书半部人”。这话通俗地说明了人物活动的记述在方志中的作用。换言之 ,一部志书中人物活动记好了 ,志书就有了骨架 ,有了历史的份量 ,有了可读性。而人物记述没有特点 ,没有生动鲜活的文字 ,志书就立不起来。成也人物 ,败也人物。《农六师垦区·五家渠市志》(以下简称《农六师志》)为记述屯垦戍边的兵团人作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屯垦人篇”是《农六师志》最有历史厚…     

《遵义市志》人物传读后

《遵义市志》第二十七篇《人物》,分列传、英名录两章共９节,其中,第一章列传为军政界。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医药界、工商界、宗教界人物,共为１７７人作传;第二章英名录为抗日阵亡将士,革命烈士,共辑录４６８人。贵州已出版的县市志６０余部,没有一部志书列传人物有如此之多,遵义市不愧为贵州人才辈出、人物荟萃之地。读罢《遵义市志》的人物传记,笔者认为它主要有以下特点：一、严格入传标准,列传人物丰富多彩。封建社会的方志为人物作传,强调择取辞世人物中的“先贤”、“名宦”、“节烈”“孝友”等“有裨世教之人”,…     

谈人物志的编写

“古今方志半人物”,方志记述人物,能够集中、典型、生动地反映时代风云。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把人物志视作“志中之志”、“书中之髓”。在方志界历来就有“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的说法。地方志中设人物志,不仅可以存史资治,帮助人们从入志人物的研究中获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信息,而且可以“人从史出”,通过“评说一方人物,激发千秋爱憎”,用生动的人物资料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从而达到“反映历史、服务现实、振奋精神”的目的。     

论马克思的“自然存在”观

一马克思建立的新哲学是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是人的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的人具有两重属性。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即是说，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人又是“类”存在物，即是说，人还具有社会属性。人既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在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广博的自然界，对此，可称为“自然存在”，人既然经由“类”而结成社会，那就意味着，人已从自然界中移出，由人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人的社会，对此，可称为“社会存在”。就存在的实体性质而论，世界上只有这两种存在。那么，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     

人物志撰写琐议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地方志作为记述一定区域内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人物志无疑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人们最为关心又是撰写难度最大的部分。它之所以重要且备受关注，是因为各个时代的历史，都是由各种人物的活动反映出来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反映了对待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的政策和态度，又因为人物涉及的面最广，历来争议最多，分歧也最大，故撰写难度大就…     

关于第二轮地方志编纂中记述人物的六点思考

“人物”编一向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部志书中备受关注,最为敏感的焦点、热点部分。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人,为人类社会作出较大贡献的人、曾影响过历史发展的人或其自身行事对后人有重大启迪的人,都应为他们立传。我们要把写入这个“志中之髓”写好,使其真正发挥志书“存史、资治、育入”的功能。     

“一贯道”在日伪时期的恶性发展

<正>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汪伪政权曾竭力扶植各种封建、反动的会道门，作为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名目繁多的帮会中，“一贯道”由于得到日伪上层人物的支持而迅速膨胀，短短几年就进入“鼎盛”期：它的道坛遍及华北、华东、华中以至整个沦陷区，拥有道徒近百万人，势力渗透到汪伪政权的各个部门，成为日伪统治的得力工具。     

关于增强志书可读性的几点思考

“可读性”一词属新闻用语，可以用“新鲜、有用、吸引人”来解释。一部著作的问世，是否能够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是否拥有众多的阅读群体，可读性是这部著作的生命所在。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目的，就在于读志、用志，发挥志书服务社会的功能。首轮志书虽然对志书的可读性有所强调，但没有得到高度重视。新一轮志书要使其更好地发挥功用，     

从“圣人”看中国古代的智慧人格

一个、民族的智慧观念和智慧特征必然凝聚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上,中国古代的智慧人格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具体呈现。三国时魏国人刘邰在《人物志》中说：观察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层次的人。又说：圣人这种称号,就是指智者当中最明智的人。可见,“圣人”是中国古代儒家所塑造的智慧人格的最高典范,“圣人”的本义就是与普遍人相比具有高超智慧的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思想家对“圣人”形象的描绘和被尊称为“圣人”的历史人物、传统人物,来把握中国古代智慧人格的基本特征。一、“条能”“各扬”“多能”、“多知”是智…     

华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离开人,也就无所谓历史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被梁启超誉为“千古不朽之名著”的《史记》,就是一部以人物传为中心的通史。司马迁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梁启超与胡适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社会背景迥异,但历史的机缘使他们相遇;梁比胡年长一辈,但岁月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两人在文化事业上的相辅相成。本文拟从两人各自的生命历程中截取其相重合的一段,做一点称之为“比较”的研究,以揭示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两人的分歧与交会。     

续修省志专业志中可设人物专章

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力。钱穆先生认为,司马迁《史记》之纪传体所以成功,乃因“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9页）我国正史和地方志一向重人物．旧志就有“一部志书半人物”之说——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对人物的记述是十分重视的。旧志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物,是因为入志人物有“矜其乡贤,垂范后人”的作用。新编志书继承了修志传统,所编志书都设有人物志。     

中考写作指导讲座之三:记叙文写作一二三

一是写人物。记叙文写人易,在于它“熟”,生活中有一个个“熟人”的存在;记叙文写人难,还在于它“熟”,写作时也极易让人物“脸谱化”、“大众化”。所以写作时,我们首先要努力去突现“人物个性”。通常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去寻觅人物的“个性”:(1)抓外形特征去凸现人物个性。在写作中我们往往通过对人物头、脸、眼、手等外部体征的描写,从而把人物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我曾经让同学试着通过雕琢人物的“脸”去写人,结果一个个鲜活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历史是由千姿百态的人的活动组合而成的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卷。因此,研究那些对历史的前进或倒退起过巨大作用的历史人物,是历史科学的重要内容。古人评论文章叫做“衡文”,评论人物则称“衡人”。“衡人”就要求以客观的标准和科学的方法去比较、评定历史人物的是非或功过。过去学术界在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形而上学倾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的分析对立起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对历史     

专业志“因事系人”浅议

专业志要不要“因事系人”?目前在修志者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新志设有专载人物的专志、专篇或专章,记事门类不必“因事系人”。另一种看法认为,各行各业的兴衰起伏,无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因此,记述一方事业、行业的专业志,必须“因事系人”,把人物的活动贯穿于全志的各个门类之中。还有的虽然在认识上同意要“因事系人”,但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诸如“因事系人”系谁,标准难定;所系人物引起争议,官司难打;所系人物今后出事,责任难当等等,于是绕道而行,这也是“因事系人”薄弱的直接原因。     

不折腾你还能折腾谁

“公共服务故障”的根源是“权力分配不公” 社会系统也跟人的身体一样,你注意到痛就可能忽略痒。多年以来,人们痛心于腐败,社会情绪集中在对腐败的愤恨和焦虑上,而公务员的服务水平,虽然跟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每一个人都会有真切感受,嗄而没人提了。如果有人写一篇批评公务员麻木不仁、不负责任的文章,可能因为“没有回应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而上不了台面。     

傅斯年怒斥孔宋豪门

1948年是国共两党决战的一年。当时，无需察看战场上的实力变化就可以做出人心向背、大势所趋的判断了。《世纪评论》刊登了傅斯年一篇气势不小的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被称为“傅大炮”的国民党“清流”人物傅先生质问宋子文：“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