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六十一人案”平反缺口的传奇将军

一封申诉信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在“十年动乱”中,有一桩震动全国的大冤案, 就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这个冤案涉及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甚至牵连到一些革命先烈。本来这是一桩中央早有定论的案子,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打击老干部,又把这桩案子翻腾出来,使一批老干部受到残酷斗争和打击, 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原西藏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其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在轻工业部工作)向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称：她被下放干校劳动,十年没有分配工作,孩子不能     

中办副主任王良恩文革中自杀之谜

1973年1月,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在遭受诬陷和批判中自杀身死;文革后中央曾专门下文为王良恩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然而对于这桩本已清楚的冤案．却一直众说纷纭,甚至在死者辞世几十年后还有人指责他是“林彪的人”。那么,王良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围绕这一案件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作了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１９７１年“九一…     

俞平伯、文怀沙与《红楼梦研究》

一本《红楼梦研究》,引发了一桩政治冤案。而这本书,竟是为了还债所写。     

赵健民冤案的教训──《康生与赵健民冤案》序

丁龙嘉和听雨合著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这本书,是很有可读性和教育意义的。它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它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是名副其实的真实纪录,是当之无愧的一部信史。正如中共云南省委原书记张铚秀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赵健民“这一特大冤案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解剖这一冤案,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革”十年浩劫中许多冤案中的一个实例。正如张铚秀所说…     

冤狱遍地的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

十年浩劫中的1970年至1973年,继“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大规模政治运动之后,一场更为残酷和荒唐的政治运动,又一次横扫中国大地,江苏省可谓重灾区——这就是冤案堆成山、全系莫须有的清查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我经历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有所谓“假老虎”,就是在逼供之下承认的虚假之辞,如承认贪污多少多少,但是后来一一查清,都无其事,立时平反。我便以为反右也是这样,当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后总得一一查清,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也能平反。岂知完全两样,右派冤案要直到20年后才得到平反纠正呢。这冤案拖得太长了。“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何济翔     

戴震《水经注》校本窃赵冤案真相

戴震《水经注》校本窃赵冤案,被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为“近百年来学界一桩公案”,牵涉到两百多年来学界许多名流,堪称“中国化之谜”。然而经过许多学的努力,此案越来越清楚,于今已可以将其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谢振华与《三上桃峰》冤案

一出普通的地方戏,因其戏名引起“四人帮”死党的“警觉”,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陷入有口难辩的大批判中以至蒙冤七年,受株连和迫害者竟达3万之众。《谢振华与〈三上桃峰〉冤案》讲述了“四人帮”制造这起冤案的真正目的。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

“文革”中冤案不计其数,重庆的“一号专案”即是其中之一,冤案的炮制者对重庆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及民主人士,采取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严刑逼供等手段,炮制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被冤枉的人士有的被近害致死,有的被毒打致残,最后结果竟是一场子虚乌有的闹剧。冤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揭开了荒唐野蛮的内幕。     

“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

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忠于革命,功勋赫赫,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在“文革”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贺龙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最终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桩大冤案。但历史最终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欲知详情,请惠阅《“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一文。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的前前后后

我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经历了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其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十年动乱”中我本人的一段经历,那就是1968年,我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之命,担任了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并由后来那位“你办事我放心”的领导同志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其过程颇具传奇色彩。王洪文强行调千人周总理当面断“官司”我担任六机部（现船舶工业总公…     

“文革”中的阿英

史无前例的“化大革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摧残化、迫害知识分子、打击革命老干部的暴力行为,是人类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那些知识越多、化情结越深、对革命贡献越大的人,受到的伤害也就越重。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本文以真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详尽地展示了５０年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冤案的内情。 作者李之琏同志,任中宣部秘书长时,是处理这一案件的负责人之一。可贵的是,作者将自己摆进去,作了诚恳的反思;可悲的是,由于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同当时的领导人发生分歧,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出现了一个案中案。２０多年后,这两个冤案终于平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再谈王实味冤案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文在本刊总第四期发表,经多种报刊转载以后,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注视。 我接到不少读者的来信、电话和来访。他们认为,50年前的一桩冤案,50年后能够得到平反,这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和实绩。有来信说,文章写得“实事求是,有胆有识。”也有更多的读者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略加归纳,在这里作个总的答复。我从一些读者的意见中,以及从国内外有些报刊对这件事的报道和议论中,颇感他们对历史事实缺乏了解和研究,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历史的…     

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

这是一篇基于作者丰富人生阅历的“三亲”作品,它至少告诉人们这样三点:一是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性,它给受冤者本人、家庭、亲友、同志及国家、民族、军队和党的形象造成了巨痛和损失。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铁的事实反复证明,产生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决策上的失误,能够进行我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主要领导人端正路线政策的结果。逼供信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三是牢记历史教训。图们是一个18岁就参加革命,终身从事政法工作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阶下囚,粉碎“四人帮”被平反恢复名誉后,又参加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理党内“三种人”的工作。他非常重视和珍惜这些难得的机遇,以丰富的生活积累同年轻人合作写成了《共和国最大冤案———刘少奇蒙难始末》、《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特别审判》等有影响的著作,全方位地记录了他的奋斗、成功、磨难和反思。     

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女演员李香芝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受尽折磨和污辱,被胡乱假以罪名处死。李香芝只是当时万千受害者中的一个,历史也许不会记录下她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因此而变得沉重。《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详细介绍了李香芝的人生和这起冤案的来龙去脉,读后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