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普及与提高的几个问题

世纪之交,史学工作都在关注中国史学的发展。近几年来,无论是关于20世纪史学的回顾、总结,还是关于21世纪史学前途、任务,都有不少很有份量的章发表出来,读来颇受启发和鼓舞。这里,笔提出一个老问题,即史学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史学界是很关注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在这方面也有显的成就。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但很少有人将这一发展与史学的普及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对史书体裁、乃至整个史学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学的普及,而编年体史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纪传体日益兴起并居主导地位的东汉以后,尤为突出。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然而,二者不仅在编撰形式上有较大差别,在史学发展中所担当的角色也不相同:纪传史是专业性史书,读者主要是专业工作者和士大夫;编年史则具有更多的普及性,主要服务于一般的读者。可以说,中国古代大多     

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

概念使用混乱、与学院派史学关系不明、缺少学科体系建构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发展。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三个概念中,只有"公共史学"能同时满足范畴明晰准确、立义高远通达、言辞易懂雅顺的条件,当是描述普及应用型史学最恰当的概念。"公共史学"在学科架构上包括了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立足于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和创造知识的学院派史学构成了历史学的两翼,要想历史学健康繁荣发展,就必须集合各种有益力量,促使"两翼齐飞"。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 ,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 ,到民国二十年 (1931年 )夏 ,“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 :“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 ,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 (民国 )二十年 (1931年 )春天写的 ,因时局影响 ,研究所迁徙两次 ,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 ,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 ,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     

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

很多同志指出,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史学思想方面问题的探讨。要做好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史学思想探讨在史学史研究上有怎样的意义,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思想,史学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内容。围绕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应当说,这对史学史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下面说说自己的想法。(一) 我国史学史上,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著述反映目己对客观历史的看法和著史的大旨。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考察一定的目然条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说     

史学领域的开拓和史学的社会效益

当前,要开创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必须大力开拓史学新领域,加强纵向和横向联系,加深研究层次,注重社会效益,对改革和四化有直接借鉴作用的课题应放在重要地位。这里准备就中国史新领域的开拓和社会效益问题,谈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谈谈提高史学工作的水平

党的十二大以后,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史学工作也不例外,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提高史学工作的水平,首先得明确努力的方向,认清今天的时代和自己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研究历史而不清楚自己的历史责任,怎能谈工作水平的提高?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帮助我们明确前进的方向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他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几句话,包含有三个意思: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要懂得中国的实际情况;三是要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自己的路。     

朱熹和史学

朱熹在史学领域内有相当大的成就。他创立的“纲目体”和学术史体裁对古代史书编写有重大的影响;他在文献学上的疑古辨伪,成就是突出的;朱熹的直笔求信的史料学主张,值得重视;关于“正统”之辨,朱熹的认识不少是有积极的意义     

史学和教育

《史学月刊》是一个学术性刊物,间亦刊登一点历史教育方面的文章,为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师服务。史学和教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历史教师是通过学校教育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史学研究者则是通过自己的著述向全社会的人传授历史知识,他们都起着教育人的作用。一本史学杂志或一本历史著作无不能起教育人的作用,只是教育范围有     

毛泽东和史学

借鉴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导革命实践的一贯精神,也是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特别强调的一个原则。毛泽东是运用这个原则的光辉典范,他十分重视历史研究,青年时期即展示了史学才华。自投身革命后,他戎马倥偬,尽瘁国事,虽无暇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和著述,但从没有中断历史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总结。正因为如此,他的读史治史活动更多地带有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的特点。他虽无史学专著问世,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却蕴含着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方法和研究成果,很值得我们学习和领会。     

提高史学研究水平的基本途径——关于史学论文的写作

学术论文的写作,是研究人员经常从事的工作.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改善论文的品质,是每个研究人员都会考虑的问题.本来,学术论文的写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项非常具有个性化色彩的工作.但是,在现在的学术体制下,却要求研究人员进行批量性的论文生产.因此,在开始讨论学术论文的写作之前,有必要对学术论文下一个定义.     

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研讨班招生启事

为了加强我国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及时了解国外史学的最新发展和培训中青年史学及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理论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决定联合举办“西方史学和史学理论研讨班”。     

理学和两宋史学的趋向

理学和两宋史学的趋向刘连开宋代进入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繁盛期,这在历史文献学与编纂学等领域都有充分的体现。然而,正如白寿先生曾指出的,要把握宋代史学的阶段性发展及其进步意义,还须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①而要考察宋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     

西周时期史学的发展和特征

西周时期史学的发展和特征晁福林西周时期是我国上古时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内容丰富的大量彝铭的出现,使西周时期的历史记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白寿彝先生指出,＂金文作为历史记载是有意识的,这跟甲骨文是不同的＂①,精辟地指出了西周时期的史学比殷代史...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汪高鑫一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在《朱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有１０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中,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俏《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     

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谈史学评论》的短文(见1985年5月27日《光明日报》),就史学的社会目的和史学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讲了我对史学评论之重要性的一些看法。现在,乘《安徽史学》组织史学评论专题讨论之便,我想就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关系,讲几点肤浅的认     

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和史学

一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性的一种理论主张.这首先就涉及到什么是现代性的问题.按照19世纪的进步理论以及20世纪的早期的现代化理论,现代性被说成是某些美好价值的实现.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丰裕、文化上的理性宽容等,都属于现代性.凡是与之相反的东西,都属于非现代性或传统性.现代化就是现代性因素战胜前现代性因素或传统因素.但是,这种理解有简单化倾向,即按照一种价值体系把现代社会一分为二,把真善美归于现代性,把假丑恶归于社会发展的落后.     

黄宗羲和清代浙东史学

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理论对后世都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夷待访录》一书,具有浓厚的近代民主思想,《明儒学案》一书则为学术史研究开了先河,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他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当代文献的整理等也都作出过卓著的贡献.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上承宋明以来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同时通过讲学,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形成清代浙东史学流派.所以,黄宗羲又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在浙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史学、史料和考据

一史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即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以后,才破天荒的变为真正的科学。历史科学的研究不是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来夸夸其谈,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去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历史科学的研究,既须详细占有材料,那么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料的研究是历史科学工作所不可少的,史料学是历史科学开步走的第一步。在历史科学工作中,不只要求史料丰富,更重要的     

孔子和中国古代史学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无定法与有成例《尚书》,孔子之所删订,《春秋》,孔子之所述作。然而《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文史通义·书教下》),这在体例上来说,二者截然相反。但不论无定法还是有成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却都起了绝大作用,而为后代史家所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