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之扬弃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的刑法原则,对古代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两千多年的影响,但若完全以封建糟粕而加以抛弃,却有重新陷入空洞的教条主义。笔者以为"亲亲相隐"制度本身其具有其存在并产生影响的价值,对我国的现代法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加以批判吸收。     

浅议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新构建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源于儒家思想,其合理性基础是人性的根本需求。当行为人面临道德义务租法律义务冲突时,法律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环境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笔者通过分析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价值,论述重构亲亲相隐制度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舜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窃负而逃”与“亲亲相隐”

舜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所蕴含的观念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本文分析舜"窃负而逃"的法律价值,阐明了其对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法律制度的影响。     

我国古代诉讼制度有哪些限制规定

正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亲亲相隐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3点:亲     

我国古代诉讼制度有哪些限制规定

正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亲亲相隐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     

“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综述

"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特殊性在于要求亲人之间对犯罪行为的隐瞒,这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思想。这个原则依托儒家的忠孝思想产生发展,在中国中央集权社会中得以巩固,但由于它的特殊性使得它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不可能全面执行,势必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条件。本文是一篇研究综述,旨在理清这种中国古代特殊法律制度的研究历史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身份探究

考察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身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将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身份分为五个方面：(1)基于生物学特征之身份。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年龄和疾病;另一类是妇女和孕妇。(2)基于职务、职业之身份。(3)亲属身份。具体包括亲属相犯、亲亲相隐、族诛与缘坐、亲属相奸等方面。(4)社会等级身份。具体包括等级特权和良贱相犯。(5)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其中,唐律的有关规定最为细致、完备。     

从《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解读“亲亲相隐不为罪”

亲亲相隐不为罪是我国封建社会刑法中关于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法律原则。这一刑罚原则自我国春秋时期确立以来,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刑律中均有所体现。亲亲相隐不为罪有利于维系整个社会道德体系正常发展,并在协调人际关系、梳理人伦道德,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隐元隆琦禅师“骑狮像”东传日本研究

福建黄檗宗禅师隐元隆琦东渡日本传法时,随身携带的黄檗宗肖像画和黄檗宗画家所绘制的“隐元骑狮像”,对长崎乃至日本的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隐元骑狮像”来自“文殊骑狮像”,体现了隐元禅师在传法时所展示的宗教形象,也是黄檗宗顶相中的独特形象。其次,“隐元骑狮像”为多幅连续创作的肖像画,同时也是道释画和顶相画的结合,具有多主题综合的特点。第三,日本画家继承“波臣派”画风后,继续创作“隐元骑狮像”等,但趣味和画风逐渐偏向本土化。     

历史上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有条件对此进行归纳。同时在某些观点上加以深化,例如关于“忧患”意识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楚国北扩地缘政制问题与“亲亲相隐”公案新解

孔子与叶公的论辩应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通过考证论辩发生的时空及楚国传统的军事战略,得知叶公屯戍时主要面临蔡国遗民的治理问题。春秋后期楚国迫切需要通过县制对占领区进行集权式管辖,而这则与原有封建制赋予族群自治权发生矛盾,"亲亲相隐"就是两种体制在司法领域对峙的集中凸显。     

论上清经派之隐书之道

“隐”,义称隐语,是中国古代俗文体之一种。《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杂赋”部分录有《隐书》十一篇,然仅存目而无书,书早亡佚。文心雕龙·谐隐》说:“穗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即用隐约的语言来暗示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一事物,这可以说是给“隐”下了—卜比较确切的定义。然而倘若再加仔细推究,“隐”又与譬喻存在很大的区别     

儒学与侗族伦理道德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历代统治奉为正宗。儒家伦理道德是儒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体,它主张忠孝,重“亲亲尊尊之恩”,行“中恕”、“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它与侗族伦理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对其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探讨二间的关系不同,对于深化伦理学科的研究,补充、丰富祖国传统化遗产,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司马相如故里研究的新价值——《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究论集》序言

在古代文献中,《周地图记》最早提出古相如县因“相如坪相如故宅”而得名的命题,以后历代论述不绝如缕。清人王培苟进一步肯定相如籍贯“实今之蓬州人”。这个被人们一直忽视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邓郁章等南充、蓬安学者加以揭橥。并组织和联系省内外学者。成立司马相如研究会,展开缜密的研究和精心的考证,结合蓬安有关相如的地名和实迹加以论证,     

唐人小说中文士的隐读模式及其文化心理透析

唐人小说中,许多题材涉及到文士的隐居修业。我们以此为切入基点,来探讨文士的隐读模式,其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主要包括文士对婚姻与性爱的向往与追求、“以色当婚”的风习、好奇的时代风尚及文人“仕”、“隐”的矛盾性心态。此外,唐代“坟寺”风俗等寺院文化对文士的隐读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损钱取铜的历史考察

所谓“损钱取铜”,即通过磨鑢、剪凿等方式,从铜钱上取铜谋利的行为。取铜量以不过分影响铜钱的正常流通为标准,是种对铜钱适度减重的做法,它不同于使铜钱彻底退出流通的“毁钱取铜”。损钱取铜是存在于中国古代铜钱流通中的重要现象,几乎与古代铜钱的行用相始终。本文试图通过对发掘报告和钱币实物的考察,勾勒出中国古代损钱取铜的特征及其演变轨迹,进而揭示其对当时钱币铸造形制的影响。粗成小文,求正于方家。一、战国时期的损钱取铜情况战国处于中国铜铸币的滥觞期,此时损钱取铜的现象就已存在。根据出土实物,以齐地的“截首刀”最为明显…     

贵州历史上的城建大师冉琎、冉璞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科技领域也是人才辈出的。然而,由于古代史家受到“独尊儒术,废黜百家”的影响,致使科技人材的丰功伟绩很难见诸史册。或者简而不评,或隐而不彰。在贵州有两位古代城建大师——冉琎、冉璞。他们不仅有着卓越的建城技     

亲亲典范 家道精华——刍议朱柏庐《治家格言》

<正>家训是亲代对子代的亲亲教诲,事关门风家道,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历史上的家训也可谓汗牛充栋。明清之际朱柏庐撰写的《治家格言》,可谓别具一格,声名卓著,堪称传统家乘文化的典范和精华。一朱柏庐（1627-1698）,本名朱用纯,江苏昆山人,与徐枋、杨无咎称“吴中三高士”。其父朱集璜为明末诸生,     

息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分析

一、息国历史、族姓简述息是淮北诸侯之一,《左传》作“息”,《说文》、《玉篇》和《释文》并作“鄎”,古文字中有无偏旁无别,息、鄎实为一字,同从“自”得声。《左传》隐公十一年“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     

马端临“职役”概念及其意义

马端临“职役”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职”不断“役”化基础上。马氏认为,“职役”本质为“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是其内涵特征。但《文献通考·职役门》又收录“差役”相关史料,而差役中“吏”阶层与职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内涵特征存在较大距离。这一编排,不仅与马端临职役概念内涵特征相冲突,也使差役被读者误为职役概念外延,甚至将差役与职役等同。马端临《文献通考》呈现差役面相及后人理解发生偏差的根源,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民语境,使“吏”阶层处于被遮蔽状态。辨析马端临职役概念,对认识中国古代役制和行政管理体系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