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八世纪中英通使的礼节冲突

在十八世纪,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问清朝政府,可谓中英关系史上一次最具影响的外交活动。它是两国之间通使往来的开端,中英双方的外交政策、外交目的及其意图,都在这次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同时,它预示着中国将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洪流,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撞击和挑战。然而,由于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截然不同,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追求目标,他们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站     

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

太平洋商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这次会议由联太平洋协会这一国际商人外交组织发起,由太平洋地区各国工商界所派代表参加,对中国商人来说是第一次直接的国际商人外交活动。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要求国际和平,反对政治侵略,希望太平洋各国建立真正友谊的呼吁;阐明了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以及建立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宣传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情况,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商务状况的误会;提出了开发资源、发展交通、增进国际商务合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许多有利于中国的议案,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也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     

外交斡旋、非官方出访和舆论策应——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特殊运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争取同盟抗战而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除了正常的以政府的名义与其它国家进行直接的交往之外,还采取了几种特殊的外交活动形式。这就是外交斡旋和信息交流来促成国际互动;利用社会团体和私人出访的方式争取外援;通过广泛的国际宣传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这些方式是正规外交活动的补充,从而使当时中国的抗战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论世纪之交的中国多边外交

多边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边外交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联合国作为国际多边外交最主要的场所 ,在中国多边外交活动 ,特别是 80年代后的多边外交活动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中国的多边外交既重视国际性的政府间组织和各种全球性的会议 ,也重视区域性组织和会议 ,同时还日益关注非政府组织和各类多边论坛 ,具有涉及领域宽广、方式多样 ;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经济因素影响力不断扩大等鲜明特点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国际和国内环境,使这次商人外交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以五四运动为界,商人的外交活动有明显的进步,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其出发点由原来的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日益发展到争取国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言商”观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渐趋成熟的趋向,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在目的上由防御走向进取,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     

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

从17世纪末开始,俄国实施欧化改革,实行重商,鼓励航海,国势渐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仍然重农抑商,禁止航海,国势趋衰。到18、19世纪之交,俄国不但开始称霸欧洲,且开始关注远东。嘉庆十年,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特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然而,由于中俄文化背景有异、双方互知甚少,从一开始中俄双方就在诸如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不过,事后中俄双方基于国际国内的局势,相互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努力维持了外交和局。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     

外交活动中的动物国礼

国礼,作为国与国之间高层交往的媒介,在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将动物当作国礼进行馈赠,已是全世界通行的崇高礼仪。动物国礼体现着国家形象与政治语言,它们大部分为来源国的珍稀野生动物,甚至是濒危物种,因此意义非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外交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与哪些国家进行动物外交既是政治的风向标,也是两国关系的微缩晴雨表,在中国的外交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位大使对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追忆

新中国的人民外交在毛泽东外交路线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了解我们的外交家们是怎样具体进行外交活动的。     

正确还是错误?——李鸿章外交思想浅论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主持清朝外交超过30年,是清朝晚期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于清朝晚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参加的外交活动以及中外交涉构成了清朝晚期外交实践的主体。李鸿章代表清朝和西方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及其评价——以顾维钧为主的考察

北京政府一直被人们评价为执行媚外政策的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近代职业外交官主持外交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学到的国际法的有关知识,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与顾维钧、王正廷等的外交活动贯穿始终,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成为开启中国近代修约外交的第一个政府。     

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外交与皖南事变

近年来国内外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有关事变的国际背景以及国民党政府外交活动与事变的关系仍不甚清楚。本文将根据中美双方的文献档案,对国民党寻求美援的外交与事变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丰富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一、三国轴心的形成与国民党的求援外交     

朝鲜战争时期围绕细菌战问题的三场国际政治动员——基于中英两国档案的解读

1952年,中国政府指控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攻击中朝军队和平民,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此后的一年内,中国在国际舞台进行了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争取舆论支持,揭露细菌战真相。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着动员细菌战国际科学调查团来华进行实地调查的组团活动在北京、奥斯陆、巴黎、剑桥和布拉格之间紧锣密鼓地展开,最终以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为首的国际科学调查团如期来华,向全世界公布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细菌战调查因此成为新中国运用民间外交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舆论同情、突破外交孤立、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经典范例。而参与此事的李约瑟回国后则遭到英国政府、科学界和公众舆论的多重围剿和攻击,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牺牲品。     

历史时刻

正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旧的中苏条约应予以废除而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经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和安排,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就签订新约和有关协定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中,两国代表就关系双方重大权益的处理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贷款和贸易协定问题反复交换意见,虽然存在种种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最终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就条约文本的内容达成一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     

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述评

本文对宋美龄在抗战时期为取得国际同情利用新闻媒介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为争取外援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展开的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并对宋氏外交成就进行了客观求实的评价。     

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

旧金山会议前后 ,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 ,立场一度严重对立 :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英国支持新中国。双方为此持续争议 ,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英国就范。文章认为 ,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 ,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 ,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外交与外交礼仪

19世纪70年代,清廷各级外交人员出国后,认知、认同、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外交观念及其礼仪惯例,并开始了逐渐与其接轨的近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出现一些礼仪对接中的错位现象.出于外交的需要,清廷初步确定了清国的国旗、国歌.这一时期清廷外交理念及外交活动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功不可没.但中国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惨重的,其教训也同样是不可忘记的.     

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研究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是他这个时期政治、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入研究他在这个阶段的外交实践和思想,对于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过程,对于搞清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及其一些基本方针的历史渊源,是大有益处的。     

论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政党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共产党力图通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彰显其生命力。本文认为日本外交的困境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现实压力是日共推动在野党外交的主要原因。在野党外交作为日共的一种政策和理论,有其形成过程,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在野党外交的成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共在日本政坛的地位。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本圣德太子写经与东亚的“佛教外交”

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一件日本古代名的圣德太子的写经，从书的印章题记和笔迹等方面判断，大概不是圣德太子的真迹。然而．圣德太子名义的写经流传到中国，本身就值得深入研究。在6、7世纪之交，隋朝与日本恢复邦交．隋朝力图重建东亚国际关系新秩序．而日本则想改变汉魏六朝接受中国册封的传统，双方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日本派遣僧人入隋，名义上是前来学习，实际上是利用佛教的形式展开外交活动，故可称之为“佛教外交”。这种形式在东亚国家间亦有所见，可以追溯其渊源。     

论1928年国民党政府关于商约对欧洲小国外交

1928年政权尚未稳固的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要废除中国同外国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同外国重订新约,掀起了废约外交。1928年的有关外交活动涉及修订或重订通商、关税条约,其核心是谋求关税自主,对欧洲小国的外交效果比较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