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学术史研究的新成果——读蒋大椿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由二者派生出的历史主义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又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体系的两个基本范畴。但是,这两种理论观点及其所派生的两种史学方法论思想的关系如何,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二者应如何结合运用,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中的地位等问题,人们历来看法不一。60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过一场规模宏大的学术论战,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论战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政治色彩,没能按科学方式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后来随着“文革”的发生,那场本来就不是纯学术性的     

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

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初,史学界围绕“历史主义”问题展开过一场波及整个理论界、学术界持续几年的重大争论(或论战)。《历史研究》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当时正负责该刊编辑部工作。引起广泛关注的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蔡美彪评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宁可论历史主义的两篇文章,是由主编黎澍约写,由我负责编发的。后来某些人利用历史主义问题大作文章,在史学领域搞“文化大革命”,翦伯赞被迫害致死,黎澍被打倒,许多历史主义的主张者横遭摧残,我也受到牵连。正因为     

《受活》与新历史主义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和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后,许多作家开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其中,《受活》便是对新历史主义创作方式的一个大胆实践尝试,同时也是对这一理论方法的有力质疑与反省。本文拟从《受活》的历史文本性与《受活》的新历史主义质疑两方面试探二者之间的关联。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释疑

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历史理论这并不等于历史研究不应再有自己的方法论,这是人们在历史研究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的真理。但多年来这一认识仅仅停留在发现问题、提出呼吁的浅表层次上,对于唯物史观如何转化为史学方法论?其理论依据何在?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它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特征等,却未加深究而缺少建树。 发生于二十多年前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战,最富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即是提出了建立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要求与任务,这是第一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提出这样的问题。理论思维觉醒的程度,是衡量学科发展进程的标志。这一问题的提     

历史主义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待历史的方法和态度,在西方可谓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历史哲学思想,它却是对19世纪盛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直接反动。在西方的学术界,历史主义又被划分为“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两大类型。所谓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就是指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学说。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序言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的作者,杨献珍的秘书萧岛泉,为此书出版邀我作序,虽然我于哲学是外行,又未能细读全书,仍勉强答应,是深感作者为当年这种论战详加记述,为历史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好事,值得向国人尤其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推介。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大约是2000年,我上大学期间,某一天．文艺理论课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用此理论分析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课后,我找了书来读,很受触动。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1961年死于饥饿的曾祖母。     

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

关于西欧各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课题,近几十年来欧美各国经济史和历史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五十年代的道布——斯威齐论战至今天由布伦纳的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表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着持续不衰的兴趣。 论战中出现了各种理论和“模式”,也提出大量发人深思的问题。简单归纳一下,似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较为重要,常为人     

马克思历史主义研究综述

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客观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和历史性原则。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结合在一起的,二者统一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马克思历史主义方法是中国沿着正确轨道延伸的一种重要思想方法。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是上世纪中国哲学界三次大论战中一次极其重要的论战。论战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之罕见。不仅如此,而且最后竟发展到了极端残暴的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地步。现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其兴起的学术原因完全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看法的交锋在中国的反响。论战中唯物史观的经典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并被许多学争相引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广泛注意。那时的论战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完全赶时髦或纯粹是党派之争,事实上确有一些学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论战中出现的观点,保持着学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     

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涉及当代国际共运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论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斗争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详情请读《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之意义

中国古代是否同西方一样,也经过了奴隶制阶段,这是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对此,郭沫若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作了肯定的回答,从而引起了激烈的论战。在此,郭沫若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典型的奴隶社会”作为参照,来论证中国的奴隶社会的,其理论视角是奴隶社会的一般特征,而反对者也同样是由此立论进行反驳的。因此,忽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构成了双方共同的理论特征,这一缺陷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     

史前萨满教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析——以红山文化为例

西方对探索史前萨满教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一直有深厚的积累,同时又有缺陷和不足。将红山文化的萨满教问题置于西方理论框架中,借以探讨如何运用理论探索史前萨满教因素,同时对上述理论与方法论的可靠性做出反思。通过对普遍萨满教理论、神经心理学模式和民族学分析法的考察,前两者的非历史主义和泛历史主义弊端,以及在探索史前萨满因素上的不可靠性,主张在可比较层次上使用民族学分析方法,同时强调情境考古学研究。因萨满教概念在西方理论中的混乱状态与误区,主张在重建萨满概念的基础上探索史前萨满文化因素。     

浅谈“科玄论战”的原因与影响

"科玄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爆发的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还与张君劢自身经历以及其和丁文江二人的关系相关。"科玄论战"继承了国粹派的因素,是对"科学万能"偏激思想的纠偏,且对随后30年代出现新儒家做出了铺垫。     

从农民政权问题来看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运用——评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研究农民战争史,怎样运用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目前各人的理解和实际运用还存在分歧。近来孙祚民先生在《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一文中,又重提他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我看来只是丑化农民阶级、贬低农民战争作用的一些论点,因为这些论点不仅混同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界限,并且把历史主义孤悬在阶级观点之外,实际上是以历史主义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中“农民政权”问题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论争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争论。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论战”,无论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其重要影响。 近几年已有一些文章论及此问题,本文仅就这一“论战”的性质、内容、作用和影响,作一补充性的论述。     

复制抑或再造:《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论战新探

论文梳理了《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创刊背景、双方论战的内容、双方论战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论战结局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看法。论文认为发生在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论战,虽然是《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的延续,但是也因地点、受众人群以及现实情况的改变而具有区域特点。这场论战的结局也不是以往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革命派取得大胜,实际上没有胜负可言,双方都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批支持者,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华侨的思想解放。同时这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既增强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在华侨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