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宋调和论析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其具体情况存有差异。即使同是调和论者,学术立场也有不同。就其大者而言,可分为宗宋学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以及汉宋会通三种类型。这既体现了晚清传统学术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学、宋学之分派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乾嘉两朝的文治变化及其学术效应

乾嘉时期,汉学盛行,经史考证风靡士林,但两朝学术差异也值得注意。嘉庆初年以后,宋学渐趋复兴,经世致用传统重新彰显,汉宋调和渐成主流。这些变化与乾嘉两朝的文治政策密切相关,本文就此考察,以期进一步认识清中期的学术衍变。     

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

学者在幕府中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并形成一种风气,是清代幕府独有现象。各种机缘辐辏之下,汉学在晚清不但没有迅速走向衰落,而且有了新发展,其中学人游幕起了重要作用。道光以降,学人游幕对汉学地域的扩展、汉学人才的增加、汉学研究领域的扩充、大型学术文献的整理编纂、重要学术著作的产生都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汉学在晚清的继续发展,有助于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     

阮元调和汉宋学思想析论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 ,深受汉学皖派由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 ,为学扬汉抑宋 ,主张“实事求是” ,学以致用。然而作为当时学术界“山斗” ,以科举正途入仕的阮元又不满于汉学家的门户之见 ,主张调和汉宋之争。这是因为 ,一方面 ,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哲学 ;另一方面 ,汉学末流日益脱离现实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主张兼采汉宋学的思想 ,对晚清学术界特别是以林伯桐、陈澧等为代表的岭南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乾嘉汉学鼎盛之时,汉宋对峙更加凸显,但因寻求义理的内在需要：其中又滋长着调融宋学的潜流。汉、宋之学陷入困境,士人乃日益从今文经发掘“微言大义”,从而落实由考据以求义理的主旨。今文经学因之兴起。并在晚清经世致用及汉学义理化趋向中发展起来。     

汉宋之间:宝应刘氏的学术传衍及其意蕴

清代汉学与宋学大体属于对立的学派,但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宋学影响,宝应刘氏汉学家更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传承清初理学,逐渐转重考据研究,治汉学而不排斥宋学,重视并践履宋学的修身主题。凝聚了刘氏三代人心血的《论语正义》也体现了调融汉宋的学术特征。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

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     

清代公羊说的理路、精神本质和价值──读陈其泰著《清代公羊学》

有清一代,清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可是发达起来的却是相对理学而言的异端学说──号称“朴学”的清代汉学。而朴学在晚清也受到挑战,那就是同样来源于两汉但却又是以朴学异端出现的今文公羊学。于是清代学术便有了汉宋之争、今古文之辨,其间因师承与观点的差异,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学派,但这些学派之间关联之处又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而且,由于早在利玛窦、徐光启时代,“西学”已为有识见的中国士大夫所知,在清代,时隐时显,道咸以后,更以新的姿态跃出,成为任何学派都不能置请不理的学术上参照,清…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

晚清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曾对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政治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嘉道经世思想家就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过批判,鸦片战争后他们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介绍过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的批判和介绍,推动了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嘉道经世思想家于鸦片战争前即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对人们的禁锢,充分认识到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他们不仅萌发了重商主义的意识,而且还提出了发展民族主义工矿业的主张,这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思想和学术上,经世思想家批判"宋学"、"汉学",主张学术经世,提倡一种注重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对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南京市湖熟镇窑上村汉代墓葬发掘简报

湖熟曾为两汉时期湖熟县治所在地,汉代墓葬较为集中。以往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多为西汉中晚期以降,未见西汉早期墓。窑上村6、7号汉墓,时代属西汉早期,其清理规范、资料完整,在墓葬时代及分布区域上较以往有所突破,对于研究湖熟一带汉墓的分布规律乃至南京地区汉墓形制的演进及汉代丧葬礼俗等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人汉史学述论

为配合官方校书活动而展开的北宋汉史学,其著述以校订辩误为主。但自北宋后期开始,尤其到了南宋,考、论结合,专门评议,以及注重研究两汉典制的宋人汉史著述则明显占据主流。宋人的汉史研究实开明清补史派和考史派之先河,又开评论《史记》的风气之先。     

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

诸子思想的没落,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是罢黜诸子百家全部。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而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不只是在教育的仕进制度上取代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     

汉代黄老学述略——兼及曹魏时期

两汉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汉前期,部分地方黄老学派由隐而显,先后进入朝廷,开创了黄老学由民间学说飞跃而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仅止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他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有黄老学者或集聚于王公卿相门下讲论“道”“德”,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若干地方黄老学中心。司马迁所说“儒道互绌”应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汉魏时期崇习黄老的学者中,不但出现了家庭式、家族式的黄老学者团体,而且出现了对黄老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位女性。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

云南汉族分布区发展最快的时期是明代。明代80余万汉族军事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深入传统的当地民族世居区或边疆地区,建立卫所,定居屯田,促使云南涌现出大量的汉族移民新区,形成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汉族社会和汉夷杂居的发展趋势,基本奠定了明清以后直到今天云南各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交融的基础,成为明清以来云南边疆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在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致力于一种社会的、民众的新明史研究,重新选择传统政治史的问题和研究路径,开创了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吴晗最具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明代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开拓出对于明史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课题,而且对这些新课题进行了具有深度的研究,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20世纪50年代,吴晗由学者变为社会教育家,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为史学和社会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路沟通了我国岭南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对于研究汉代中西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玻璃珠饰是岭南汉墓出土器物中最为典型的一类。本工作对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的玻璃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化学成分和器型风格,对玻璃珠饰的产地来源进行了探讨,进一步阐明了汉代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之间的交流。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西交流提供了确凿可信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汉代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

秦汉交通地理语汇"直",言方向正对,路径捷便。在特定的语境中又往往指正南正北方向。汉帝国交通地理的"直单于庭"方向,既直接关系军事交通格局,也与经济交通形势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与起点于九原即五原的秦始皇直道大致对应。秦始皇直道"直"的意义,因此得到准确理解的条件。汉帝国北上"直单于庭"方向的经济交往的作用,在讨论丝绸之路史的学术主题中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史记》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由"代"而"云中",体现西汉初期与西汉中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注意到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出定襄""遇单于"的明确的历史记录,以为"定襄""直单于庭"。就"直单于庭"方向而言,空间位置居于五原郡与云中郡之间的现今内蒙古包头土默特右旗地方,可以说具有坐标性的意义。其交通史的作用,在后世依然长期发挥,因而形成有久远影响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