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宁公主宅在唐长安崇仁坊

长宁公主宅在唐长安崇仁坊京洛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崇仁坊南门之西礼会院下注：“本长宁公主宅。主及驸马杨慎交奏割宅向西（应为东）一半,官市为礼会院,每公主、郡县主出降,皆就此院成礼。”又在崇仁坊西南隅玄真观下注：“半以东本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宅。西...     

北朝隋唐都城空间区划制度的演变——以“坊”“里”的使用为中心

都城空间区划制度与对都城内主要城市景观的称谓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最基本的都城空间区划制度有里制和坊制两种，因此主要城市景观的名称也就为里或坊。就北朝隋唐时期而言，首都居住区里、坊的称谓之间并非一开始就是官称与俗称的关系。在北魏洛阳，空间区划制度是里制，坊实际为落实治安管理的一种手段。在坊建好后，被围墙围绕的封闭区域也开始可以称为“坊”，此后，坊、里在指代空间位置时就可以等同了。不过，北魏洛阳涉及治安事务时才用坊表示居住空间，因此墓志所见城中居住区都为某某里。隋文帝正式在都城实行坊制，确立了坊在指代居住空间时的官方地位，由此才形成了坊、里官称和俗称的关系，但里代指居住区的用法并未改变，唐代坊、里的混用实源于此。     

唐长安城善和通化两坊考

坊(里),是唐长安城的基层行政单位,也是外郭城中商业市场,寺观庙宇、居民住宅的分布区。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各五十四坊总计108坊,东属万年县,西属长安县,布局方整对称,街衢宽直。这些坊(里)的名称和位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中已基本载明,成为研究唐长安城坊的权威性著作。但此书的宋刻本早已失传,现在通行的是清乾隆四十九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所刻印的灵岩山馆本,此本朱雀门街西     

明清传统城市中的寺观与祠庙

寺观祠庙是明清传统城市中的重要建筑,其规律性的分布表达了官方意志对其建筑方位与形态的影响;其数量之多、祀神之众,说明了人们信仰的多元化。而寺观祠庙在建筑格局上向府第官衙的趋同、祠庙祀神向佛道的趋同,则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潜能。此外,寺观祠庙以庙会或庙市的形式为城市中的各个阶层提供了最公众化的社会空间,进一步说明了寺观祠庙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关于新罗王京里坊制度的几个问题

受中国“中世纪都城”形制影响,新罗国从6世纪中叶开始对其都城“王京”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王京内实施了里坊制度。除文献记录中与王京里坊有关的史料外,近年来韩国庆州地区考古发掘工作也确认了多处统一新罗时期前后的王京里坊遗址,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尽管如此,在新罗王京里坊的内部结构、数量及规模问题上,学界仍存有争议。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文献史料的梳理,可知既有研究成果中新罗王京一里坊140米见方、内部没有十字街道等观点存在问题。结合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对新罗王京里坊的规模、内部结构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即新罗王京的一个里坊普遍以280米见方,其内部结构与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的里坊一致。     

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

北魏迁都伊始,洛阳城建里坊之制未备,迁至洛阳的官僚贵族家庭的居住比较随意。如杨椿为弘农杨氏家族创居景宁里的情况即是如此。后来随着门阀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确立,官僚贵族在居住问题上开始更多地考虑到身份地位,居住地的选址是否吉利也被考虑进来了。     

隋唐两京寺观丛考

本文澄清隋代清禅寺遗址的性质并非僧侣墓葬,而是佛塔地宫所在。考订隋代净觉寺的位置不在曲池坊,而应在晋昌坊;崇先寺不在长安,而在洛阳。另外,本文梳理了恒济寺以及武则天外家纪念性寺观的名称沿革。     

隋唐洛阳城里坊门的形制

隋唐洛阳城实行了严格的里坊制,普通百姓的居住区被限定在里坊内。里坊基本呈方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有坊门,坊门严格按照律法定时启闭。以隋唐洛阳里坊门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壁画、碑刻等材料对坊门的记载,以及唐代建筑研究成果,可以推测隋唐洛阳城里坊门有单层式与城楼式两种样式,坊门屋顶采用级别较低的悬山顶。     

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以墓志为主要材料,复原了北魏至唐代"坊"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并对坊在城市中的分布进行了分析,认为坊成为当时城市中的一种规划和管理单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与以往一些观念不同,仅就墓志材料而言,唐代地方城市中的坊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完全集中于城墙之内,也存在城墙之外的坊,而且其普及的时间很可能要在唐代中期之后。结合文献材料,由于无论是在行政管理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里的作用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坊,因此即使存在"坊市制"的话,那么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里市制"。     

西周成周城的结构布局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东都成周城位于今洛阳市瀍河两岸的邙山与洛河之间。结构布局为"坐西朝东"、"宫城"位于"郭城"西南隅。郭城的西北部是贵族墓地和铸铜作坊,东北部是"殷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东南部是贵族百姓居住区,宗庙和社坛位于东西大道的左右两侧。全城按"里坊"的规划来安置城内居民。这些问题的澄清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阙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功用

西汉长安城的宫殿区和高官贵族宅邸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作为皇城的未央宫和市里百姓居住区是严格隔离的,而未央宫北阙,则是吏民上书、官员奏事、使节谒见的场所,是连接皇帝与官民,将民情、社会动向、公众舆论通达于上的一处信息沟通空间。这一功能,与北阙较为开放的地理位置有关。诣阙上书是下情上达的主要形式之一,北阙亦为汉王朝实施外交威慑的场所。西汉有数次吏民大规模集体诣阙活动,推想北阙阙前应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以容纳多达数万人。     

清代京师的旗籍商人

清代旗人以京师为最大聚居地,故旗籍商人亦以京师为多。旗人经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旗籍商人由贵族高官、满洲亲贵家人、普通旗人三部分构成。身份地位不同,经营模式、业务范围、资金多寡亦有差异。其二,旗人经商,多为副业。贵族高官,往往兼营地产、房产,因此兼有官僚、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其三,旗人经商,因制度所限,具有一定隐蔽性。其四,旗人经商,拓宽了与民人交往的渠道。贵族官员开设商铺,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商铺的管理运作,亦依靠民人。旗人、民人在商业经营中的多种方式,对陶融旗民具有积极意义。     

宋代的乡村之坊

宋代除了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单位性质的坊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乡村之坊。这类坊大多设于县内经济水平稍高的草市或墟市,但并未完全脱离乡村形态,故可以称之为村坊;最为常见的类型是酒坊和醋坊。村坊具有分属不同的行政机构、废置无常以及多由地方豪户买扑等三大特征,其管理方式为层层托管,实际负责人主要为乡村耆长。与乡、里、都、保等基层区划单位相似,村坊也存在地域化与聚落化的演变趋势。就地域化而言,由于村坊所售之酒、醋有相对固定的销售范围,使其能够指代某一特定的区域。就聚落化来说,如果某村坊在一地存在的时间较长,会以此坊为中心形成新的村落。作为聚落化的名称,坊与乡、里、都、保等基层区划单位并无太大差别,可以作为民众的身份标识及进士籍贯的表示符号。     

近代俄国贵族贫困问题

贵族是俄国的特权等级,但贫困却是俄国贵族的长期特征。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出现和不断破产,是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内涵。彼得一世的政策打击了大贵族,促进了部分小贵族的崛起。俄国的领土扩张、特别是瓜分波兰之后,当地的封建主进入俄国贵族等级,大大增加了俄国贫困贵族的数量。到19世纪中期,俄国贵族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农奴制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贵族债务的增加、小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大幅萎缩,表明贵族的贫困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政治顽疾。贵族贫困问题的形成与演变,表明沙皇政策对贵族地产的调节起到了关键作用。俄国贵族的长期贫困并非是贵族衰落的反映,而是贵族等级本身的开放性、农奴制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缺乏一子继承制的结果。     

职业化差役:清中叶以后的巴县坊厢保正

在清中叶以后的巴县,承充坊厢保正须书立顶约、缴纳顶首银,该职可以出租、出卖,甚至合伙承充。这种不同寻常现象的出现,乃是因坊厢保正为帮办各级衙署差务及垫纳军需差费之主体。因这种付出,其职出现顶首银,且获得收取铺户规费之权的状况。坊厢保正具有广泛的营利空间,这吸引许多人投身其中,使该职成为一种与衙门吏役高度相似的职业。在实践中,坊厢保正表现出任职长期化、朋党化等特征。即使至清后期士绅加入坊厢行政组织并成为其中领袖,亦未对保正的实质性权力和利益空间造成根本冲击。     

出土墓志与东魏北齐邺京行里制度探析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的设置沿袭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文献记载往往以里或乡里形式称谓居住地。然而有4方东魏北齐时期墓志,志文记载墓主的居宅异于常例,为某行某里,或某行某坊。通过对墓志时代及墓主身份等因素的综合研判,并结合史书记载,可知东魏初至北齐末,某行某里(坊)是邺京里坊称谓的一种常用格式。"行"的称谓源自邺京行经尉制度,行名与里(坊)名的连用,是基于城市治安管理角度所产生的隶属关系的呈现,在名称上反映了某行区域内里的管辖情况。且行名与里名存在一定关联,将行名与里名对照,可知邺京部分行名与里名相同。     

永丰里考——探索杨舍古地名

崇仁乡、白鹿乡是张家港杨舍境内两个古老的乡,据明代弘治《江阴县志》记载：崇仁乡在宋代下设3个里：白雪、石塘、一缺。自鹿乡下设3个里：散明、常凤、注汝。清代叶长龄在《杨舍堡城志》乡保一节中记述：“杨舍跨崇仁、白鹿二乡,西北分崇仁之东境．东南分白鹿之北境。其先崇仁统里三：白雪、石塘、一缺。     

李寿墓壁画寺观图试析

李寿墓壁画中的寺观图是目前已发现唐墓壁画题材中仅有的一例,本文旨在进一步观察画面内容和布局、通过对影响壁画题材的几个因素的分析探讨绘制寺观图的由来,认为李寿基寺观图的出现与其本人的经历、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探索解读唐墓壁画题材的尝试。     

北京地区金代石椁墓及火葬习俗再谈

石椁墓是北京地区金代中期以来的主流葬制,主要分布在金中都的"政治重地"和"商业中心"。它的使用者"非贵即官",上至帝王、后妃,以女真贵族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士人高官。石椁墓的形制规格在金代大致经历了完颜亮时期的形成阶段、金世宗时期的发展阶段和金章宗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样一个过程,在金章宗泰和至卫绍王大安年间达到鼎盛。火葬习俗在石椁墓中乃至当时社会都非常流行,金代帝后采用的尸骨葬应该与当时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     

开发必然带来破坏

传统民居在今天的命运,取决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它的价值。除了少数因为年久失修而消亡,城市里的古民居现在大都以城市建设的名义成片拆掉了。我们看到的古民居大都是明清建筑,这些古民居勾勒的街巷是对唐朝以前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