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山青铜牺尊的造型与装饰

从造型特征与装饰工艺角度,观察宝鸡石鼓山青铜牺尊和其他同类型牺尊,尝试分析石鼓山青铜牺尊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性及其在商周青铜礼器发展中的礼制、政治、人文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影响。     

襄樊余岗墓地楚式青铜礼器分期研究

余岗墓地是邓城城址外围的一处重要楚、秦、汉墓地,2004～2005年清理的174座楚墓中16座出土楚式青铜礼器40件,包括17件鼎,1件盆,2件盏,3件簠,8件敦,1件盒,4件尊缶,3件和,1件匜。本文通过对40件青铜礼器的类型学特征比较,界定其相对年代在春秋中期后段至战国中期后段之间,并分析了这批青铜礼器形制和组合、纹饰的演变轨迹,同时构建了各类器物的发展序列,为本区青铜礼器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试论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几件商代青铜容器

通过分析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7件青铜容器残片的器形和纹饰,可辨识其中5件属于尊、罍、瓿一类青铜器。这些铜器与三星堆遗址乃至长江中下游出土的青铜器在纹饰风格方面非常相近,推测为同一青铜体系,都属于商代南方系铜器的范畴,年代约为殷墟一、二期。三星堆遗址中尊、罍属于高等级青铜容礼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这批青铜容礼器功能、地位应与之相同,表明在殷墟一、二期,作为都邑聚落中心的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可能存在并行发展的阶段,这对重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青铜猪形尊刍议

本文介绍了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猪尊的年代、造型和纹饰,并与相关器物进行比较,指出该器为祭祀礼器,体现了原始宗教观念。     

商周时期铜方尊及相关问题研究

铜方尊是起源于商代晚期殷墟青铜文化的一种青铜酒礼器,最早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方形的设计与方鼎、方爵、方卣及陶方形圈足器、方尊形器有关,与圆形铜礼器相比,方形铜礼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身份更尊贵。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随着殷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以及商末周初的战争与民族大迁徙,铜方尊传播至周边地区,西周早期,出现新的器形与装饰风格,西周中期发展至顶峰,并逐渐消失。     

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

在我国南方地区,历年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礼器,其中有一类大口尊出土范围广,发现数量较多,在南方商代青铜器中非常重要。从50～80年代初,安徽、湖南、重庆和陕西等地就不断有大口尊零散出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两座器物坑,从坑中又出土一批大口尊。特别是近年来,在湖北等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界对三星堆出土的包括大口尊在内的青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对四川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青铜文     

器以藏礼 夏代青铜礼器的种类与特征

正说起中国青铜器文化,用"器以藏礼"四字概括最恰当。礼器是我国古代祭祀、宴飨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具。我国青铜礼器铸造始于夏代。1973年,沉睡了4000多年的青铜爵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三期堆积层重见天日,这是我国第一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青铜礼器,它的破土而出为我们打开了古代青铜礼器铸造研究的大门(图1),让我们看到了夏代青铜礼器的身影,以后陆续出土了酒器爵、角、斝(图2)、盉和食器鼎。青铜礼器在夏     

商周蜀地青铜尊、罍器用相关问题考述

商周蜀地由尊至罍的转变以至列罍礼器组合的使用,在器物形制、装饰风格以及器物组合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受到克商胜利这一重要时代背景的强烈影响。原地处殷周之间曾受到商人强烈影响的东方族群在翦商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对青铜罍这种带有本族特色之礼器的重视与摆脱"安阳"约束的时代风貌相结合,从而使高浮雕装饰的青铜罍出现在蜀地,最终成为先秦时代蜀人上层贵族提高自身威望的核心礼器。     

流失的双羊尊

在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中,常常将“尊”“彝”二字联用,作为青铜礼器的共名。直到宋朝,才把一种盛酒器专称为尊,但实际上还是非常的混乱。甚至于还有的将觯、觚、壶等均称为尊。近数拾年来,才开始将侈口鼓腹,口径特别大的,高圈足的器物叫作尊。尊一般为圆形,也有少数为方形。     

试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的两个发展方向

不少学者认为青铜礼器在殷墟二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自此走向了衰落。本文认为殷墟晚期青铜礼器没有衰落,而是发生了重大变革,青铜礼器向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一个是向着明器方向发展,另一个是沿着实用器方向发展。实用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一是沿着传统的样式继续前行,此风格在铸造技术上没有多大进步,甚至还有衰退趋势;另一种风格是在传统基础上大力创新,此风格的青铜礼器造型奇特,纹饰夸张,使人耳目一新,在铸造技术上有较大提高。明器化和传统样式的青铜礼器多出土于墓葬中,而创新风格的青铜礼器多见于国内外传世铜器以及孝民屯部分陶范所对应的青铜礼器,后者真正代表了殷墟晚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殷墟晚期青铜礼器向着实用器与明器两个发展方向发展的内在原因应是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殷墟晚期,殷人开始对上帝及鬼神有所怀疑,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大进步。     

新乡市博物馆藏"妇(婥)(聑)"组器

在1952年的平原省时期,新乡辉县褚邱一带出土了7件青铜组器,现珍藏于新乡市博物馆①,分别为鼎1、卣1、尊1、簋1、爵3.在这7件青铜器上,装饰着同一时期的青铜纹样,并且铸刻有完全相似的铭文"妇(婥)(聑)".据考证应是属于殷商时期同一族群、同一贵族、在同一时期使用过的青铜礼器.     

商周时期悬铃青铜礼器赏析

悬铃青铜礼器,指的是下端或底部悬挂铜铃的青铜礼器,不含青铜车马器、铃首刀等。     

当阳发现一组春秋铜器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当阳县赵家湖以北的慈化公社电一大队社员在搞平整土地中,发现了一组青铜礼器。立即报告了文化部门,原宣昌地区发文物工作队派员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出土青铜礼器共六件。从棺椁腐烂痕迹看,断定这组青铜礼器应是一墓所出。现将六件青铜礼器分述如下:鼎:二件。     

简述商代青铜礼器的造型与纹饰

青铜礼器也称为彝器,彝的意思是常,以钟鼎为代表的宗庙常器,也就是青铜礼器^[1]。     

酽酽酒香间的雄风与礼制 战国中山国出土的青铜酒具

正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酒具仍是重要的类型。在战国中山国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青铜酒具,其中以铜壶居多,另外还有铜盉、铜罍、牺尊等多种。这些青铜酒具中,既有游牧风格的实用器具,也有华夏风格的礼器,甚至有些作为礼器之用的酒壶也带有一定的游牧遗风。风格不同的青铜酒具,反映出这个国家对酒的依赖与喜爱,也展现出中山国不同一般的文化特质,映射出一个具有游牧民族传统的中山国在与华夏文明接触中的碰撞与融合。一、喜饮善酿的中山人人类酿酒的历史起源很早,新石器     

楚国青铜礼器组合研究

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数量大,种类丰富,制作精致,是华夏古文化的精华。在商周社会,礼器是贵族奴隶主在祭祀、宴享等重要的仪礼性活动中使用的一种器物。青铜礼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不同等级的贵族所使用的铜礼器的数量、种类、大小都有严格的区别。所以,铜礼器在奴隶社会是“明...     

青铜爵为饮酒礼器探析

青铜爵是夏商周时期酒器组合的核心,也是重要的酒礼器之一。本文通过对青铜爵来源、器物组合、发展演变的分析,提出青铜爵为饮酒器的可能性较大这一观点。此外,考虑到青铜本身的特殊性,推断青铜爵在诞生之初即为夏商周时期进行礼仪活动的重要礼器。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的使用方法

青铜尊、罍是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数量最多的容器类青铜器。通过对尊、罍内部遗物和祭祀坑内其他相关出土物的分析,进而与同时期的中原殷商文化、同区域的成都平原其他文化,分别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可推断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并不作为酒器使用,应是祭祀礼器。其使用方法之一就是让人将尊顶在头上向神灵献祭,而献祭物品就是海贝、象牙珠等从其他地区贸易交换来的珍贵物品。三星堆遗址先民虽然有使用一些与中原地区器型相似的器物,但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使用方法会有所不同,这在年代更晚的滇文化中也有类似现象可以佐证。     

巫史文化对商周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

青铜礼器是商周时期身份与权利的象征,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反映出当时上层社会的精神崇拜。青铜礼器形制的演变,不仅是生产工艺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还受精神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商周青铜器的形制变化角度入手,结合商周对"巫"与"神"的不同理解观念,试析巫史文化对青铜礼器形制演变的影响。     

宝鸡石鼓山几件青铜礼器的仿制观察

通过对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3组共10件青铜礼器,从形制、大小、图案、纹饰、铸造、打磨等多方面,进行观察与比较,结合两类器物的时代不同等方面,推测为铸造一般甚至草率的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很可能是宝鸡当地工匠仿制自铸造上乘的殷墟中晚期的青铜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