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自豪的父亲秦川

静静的时候,我在想着:许多人说,我在父亲病危、去世以及办理后事的过程当中最为冷静。我没流泪,我毫不分心地去做那些应该着手做的事情;我没有茶饭不思难以入眠,也没有让他在我的梦中出现;得空闲也没有去想想他。是一副没情感的心肠吗?不,不是的,我只是有种感觉,一旦我去想他、念他,我会伤心的。“爸……爸!”……“爸!”……“老爸!”50多年里我们这样对他称呼过来。不过,真觉得叫“老爸”更为亲切。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不知道了。然而,打从2003年1月22日凌晨,他因为脑内大量出血昏迷过去后,我们叫着“老爸!”也不知道他还听得到不;在2…     

躲躲闪闪的父与子

1打我记事起,就没有父亲的影子。1972年,他因为类风湿瘫痪,那个时候我只有四岁。一直到我八岁,他都在外面求医。大部分时间是在驻马店住院,因为那儿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亲戚——他的舅舅我叫舅爷。如果没有舅爷,恐怕父亲也活不到今天。由于无人看管,我六岁时便被送进了小学。在七十年代的农村,六岁进小学是绝无仅有的。老师们常常把我带到办公室,象逗弄一个玩意儿,当然也怀着善意的怜悯。还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里,在厨房的草堆里睡着了,恰好妈妈那天回家,心疼得抱着我哭了好久。去学校附近的国营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常常会错误地多给我些…     

我拍巴金22年

凡是接触过巴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非常谦虚的长者,一向主张作家的名字应和作品一起出现,而不喜欢在其他场合抛头露面。因此,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但是,由于我做新闻记者的“磨功”比别人持久,所以从1977年开始,巴老家的大门向我敞开了。但是巴老在同意我为他拍摄电视资料和生活照片的同时与我达成了一条“君子协定”,巴老说:“你拍可以,但我活着的时候不准用。”我也向巴老保证:“好,保证:您不点头,我不用!”     

为范文澜铜像揭幕的讲话

今天,我们怀着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深切的思念之情来瞻仰他的铜像。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49年进入北京城时才见到范文澜同志的。这以后,他一直住在东厂胡同的宿舍里。在同他交往中,和其他同志一样,我从他那     

远远的南山 亮亮的灯——悼念孙谦先生

孙老去世了,作协大院里又少了一位好长者,——我是把前年去世的李束为先生也算作这个大院里的人的,虽说他搬出好些年了。 如今称他先生,称他老,只是遵从某种不成文的惯例,孙老还没走远,定会回头笑话这是矫情,一种他最不具备也最不喜欢的作派。“往常叫啥就叫啥,”他准会用他那带着浓厚乡音的文水话,丢下这么一句,扭头再走他的路。 往常叫啥呢?当着他的面,我,不,我们这一茬人,总是叫他孙老师;背后呢,说来不恭得很,就那么直和,筒筒地叫他老孙。有时说顺了嘴,当面也会这么叫。他听了,从不以为忤。     

古代县衙前后左右的房廨

在中国古代的县衙里,长官办公的地方叫厅堂,长官手下办事人员的办公室就只能叫“房”“廨”等等. 一、“寅宾馆”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发阴私诗人被打叹老景寡妇寻夫”里,小无赖牛浦郎冒充名士牛布衣招摇撞骗,唬人说:“我一向在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那董老爷好不好客!记得我一初到他那里时候,才送了帖子进去,他就连忙叫两...     

我和少林寺的一点浮浅结缘

我的故乡巩义市,和登封市相邻。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少林寺和尚的。我大约是在15岁左右,有一年的阴历正月十几随父亲去登封少林寺,第一次见到了该寺的和尚。我记得,父亲和三位和尚接触较多：第一位叫贞俊,比我父亲年岁大,我叫他伯;第二位叫体性,比我父亲小,我叫他叔;第三位叫恒林,我同他的接触较前两位少,他是住持（即方丈）,人们尊称他为“当家”。当时,少林寺里的出家人很多,主要是前两人接待。     

孫右铭致鲁迅

敬爱的精神的导师,同志——鲁迅先生: 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能将这篇祭文发表在九月十六日的《作家》上,并望在发表时周围圈上粗线条。因为《作家》读的人多,想来内地也有着许多读者,我这祭文是想不仅给上海住着的某些人看见,而且要想给贵州的一些人看见的。我想用我的愤怒来回答官僚们的无视,来暖暖内地许多弟兄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断了音讯好久了。旭如,他真姓是“李”,工作时的名字叫“林青”,也有时写作“林箐”。在贵州,弟兄们有些却叫他做“茅哥”,他用过笔名“茅戈”,又曾改姓。被敌人枪杀时的“罪状”上,就认定他的真姓名是“熊茅戈”的。而他被捕的口供,自己说是“刘应生”。旭如实际是贵州毕节人,死的时候,年纪很青,才二十五岁(今年二十六岁),但直到他     

喊爹鸟(布朗族)

在布朗人民居住的地方,每当谷子黄的时候,人们总会听到一种鸟叫声:“递,递,递递递!”这声音好象是在叫爹爹呢。一听到这种鸟叫,许多老年人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传说,这种乌是布朗族少年坎达变的。那是很古的时候,有勤劳的父子俩,父亲叫旺坎,儿子叫坎达。坎达自小死了娘,是靠父亲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父亲为他吃了不少苦头。坎达从小就很懂事,父亲叫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很体贴父亲;父亲也很疼他,把他看成自己的命根子。一转眼,坎     

一个人和一本杂志

我第一次见到汤永宽先生,是在“文革”期间的干校,大约1967、1968年的时候。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应该是社里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有个说法,说新文艺出版社的运动,弄得像《早春二月》里的芙蓉镇,冷冷清清。作为负责人,运动搞得不起劲,对“走资派”打击不狠,恐怕也就得负点责。因为这个事情,他在一个几百人的大会上受到批评,台上点他的名,他就低着头,站起来。那次会后新文艺出版社的人就都进了干校。     

我那被家庭成分“判了死刑”的恋情

他是军人。1960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小战士,而我也只是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姑娘。那时他才参军不久,在贵州军区卫生营当了个小毛毛兵。上级派他们来我就读的八一学校帮助我们学生作体检,所以他就认识了同在八一学校当教师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我母亲的宿舍里,那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兵哥哥坐在我家对着门的写字台旁边,看见我进去他面带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妈让我叫他“叔叔”,这让我很不服气。     

叶剑英的两句名言

解放初期,叶剑英同志在华南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他非常重视掌握政策,特别是当时《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也叫十六字方针,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诀。叶帅又十分注意华南比较突出的地方特点,经常处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中,而又比较民主。几年间我没有看见他贸然决定过问题。所以,我那时对这位“参座”是十分钦佩的。再加他常常出口成章,历史典故与古典诗词,信手拈来,都能为他所妙用。叶在小会上常讲“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以此教育他的下级同志。难的是他在行动上也是如此,我没有看见他在会…     

1958中南海怀仁堂批判刘伯承时有人鼓掌

刘伯承是新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了的元帅,他是在授衔后第3年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的。第二位是彭德怀,他是在授衔4年后受到批判。对于彭德怀遭受批判的事我们知道得比较多,然而人们爱戴的刘伯承元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人们则知之甚少。其实,战功显赫、举世闻名的战将刘伯承元帅,是我们党在解放后党内第一次错误斗争反“教条主义”的无辜受害者,正直、坦诚,为人友善的共和国元帅莫名其妙地遭受了一场人生磨难,反教条主义者却成为“教条主义”者,叫人啼笑皆非。     

周恩来与张厉生一席随谈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1938年5月上旬,在武昌,我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看秘书长张厉生,没有经过通报,我就直接进了他的办公室。张穿着灰色花呢中山装,同另一个穿着草黄色军装的人,像似已谈完了工作随便谈谈的样子。张就把我向穿草黄色军装的人介绍说:“里特,他姓陈。”(我在留法同学中,年龄比较小,他们都叫我的名字。)张接着说:“他也是20年代的老加马拉的”(留法老同学之一),接着他又向我介绍说:“他是周恩来,政治部的副部长,他的名字是为我们老加马拉的所熟悉的。”我就同周恩来拉拉手说:“久仰,久仰。”周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去法国的?”我说:…     

结婚问题

毛头3岁半的时候,看见电视里盛大的结婚场面就心醉神迷,拉起我和他爸爸的手,说:“爸爸妈妈,你们结婚吧。”毛头爸说:“我们已经结过婚了呀。”毛头非常不满:“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怎么不叫上我?!”原来他把结婚当成节日的狂欢。     

1958中南海怀仁堂批判刘伯承时有人鼓掌

刘伯承是新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了的元帅,他是在授衔后第3年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的。第二位是彭德怀,他是在授衔4年后受到批判。对于彭德怀遭受批判的事我们知道得比较多,然而人们爱戴的刘伯承元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人们则知之甚少。其实,战功显赫、举世闻名的战将刘伯承元帅,是我们党在解放后党内第一次错误斗争反“教条主义”的无辜受害者,正直、坦诚,为人友善的共和国元帅莫名其妙地遭受了一场人生磨难,反教条主义者却成为“教条主义”者,叫人啼笑皆非。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忆京剧大师尚小云

尚小云(1900-1976) 男汉族河北南宫县人京剧旦角演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家人从香港迁居北京不久,母亲便带我去戏院看戏。记得那是个日场。刚入座,母亲便指着戏单说:“今天的好角儿(梨园行对优秀演员的习称) 是尚小云,他演的是拿手戏《昭君出塞》。”等呀,等呀,终于好角儿上场了。从头至尾, 只见这个叫尚小云的又唱又做,载歌载舞,身披大红斗篷满场飞,手掏翎子(将两根野鸡尾毛插在头盔上的一种美饰)露出雪白的双臂,太美了! 美得像只展翅翱翔的仙鹤,盘旋而来,飘然而去。戏散了。出了剧场,我就高高举起自己两臂, 对母亲说:“小愚(作者小名)什么时候也能有小云那样的胳臂就好了。”母亲笑道:“你的胳臂要像他就糟糕了。”“为什么?”“他是个男的,演的是女人。这叫男旦。”“我喜欢男旦!”我大叫,身边的人转过身看着我……     

泛谈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女性

人类学、民族学的起源，人类对自身和异族的发现，常常是由谬误的认知和判断而肇始的。包括那些早期的探险家、传教士的“亲历”的叙述，也时而在其后的年代得以纠正。如果试图对某个民族做些概括性的描绘，则容易首先使自己陷入被动与尴尬的境地。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自序中，就坦言道：“在这本书里，我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我没有试图与人辩论，也没竭力证明自己的观点怎么与众不同。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谈论他的《春秋》一样。中国是这样一个…     

你好！

“学习刻苦,用功,是个善良的女生,但不善说话,木讷寡言,不善于与人交往……”这往往就是别人对我的评语。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我渴望朋友,渴望与朋友一起聊天,一起逛街……我只是不知道如何与人交往,尤其是刚进初一的时候,看着人人仿佛都那么高傲,走路目不斜视,就真的不知道如何与他们打招呼。几个月下来,大家都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只有我,仍是独来独往……我家离学校很远,每天早晨六点半就要出门,坐公交车上学。我常常在车上看到一个女生,和我穿着一样的校服,也是我们年级的。每次,看见她在门口等待上车,我都在心里默念:“你好!我叫××,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你叫什么名字?”在心中默念了无数天,无数遍,每次都自己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