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之案翻不得

近日有一篇叫《另说袁世凯》的文章,却以“新观点”的面貌出现。文章赞扬袁世凯在政治上实行了“宽松政策”,并说,“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文章指出,说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宽松政策”,它的各种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显然,这是历史的颠倒。袁世凯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独裁政策,是违反…     

国会解散与进步党的分裂瓦解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非法命令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解散,这是斩断中华民国法统的重大事变.国民党被查禁后,进步党是唯一的重要政党,但熊梁内阁副署命令引发进步党分裂为国会派(议会民主派)和内阁派(开明专制派).以熊希龄、梁启超为首的内阁派基于开明专制思想,希望通过依附北洋派的专制力量推行自己的开明政策;而以国会议员为主体的国会派坚持议会政治理想,不肯通过牺牲国会的尊严来延续国会的存在.维持国会的活动终于失败,进步党也在两派纷争之中逐渐瓦解.进步党的失败标志着民初各派分享权力格局的结束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开始.     

陆荣廷与“二次革命”

发生于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以盗国大盗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独裁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武装斗争,其目的是要保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次斗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的警觉,并给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为以后护国战争粉碎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推翻袁世凯的独裁反动统治起到了准备作用,     

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

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诉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面相。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他们也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女性从整体上被排除在政权体制之外,这无疑是民初政治民主化的严重制限。     

试论俄国开明专制产生的背景

18世纪,欧洲大陆出现了风行大半个欧洲达数十年之久的开明专制,这是西欧文明在东欧各国反映的结果。受到影响的俄国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的开明专制政策成为了东欧国家实行开明专制的典范。研究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的背景,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俄国开明专制的产生既避免了革命又吸收了欧洲各国的经验,为东欧的后进国迅速赶上先进国提供了历史借鉴。     

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

有贺长雄在袁世凯扼杀共和民主制度,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乃至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他完全抹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事实,杜撰所谓的“国权授受说”,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国民主权说”,并以此作为袁世凯抛弃民主共和制度,复辟帝制的法理依据。民国2年后宪政体制的演变就是在有贺长雄杜撰的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贺长雄的言行体现了当时日本帝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意志,他名义上是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法律顾问,但实际上扮演着“阴谋政治家”的不光彩角色。     

再论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袁世凯预判中国政治态势,周旋于革命派、清政府、立宪派等各派力量之间,一方面以北洋军的强势压迫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以革命党人的杀气威胁清政府,最后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促成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官僚,缺乏民主共和思想,他不但没有积极推进民主进程,反而妄图坚持独裁专制,复辟帝制,又成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势力。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对袁世凯的性格心理及其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于袁世凯本人以及这段历史的认识。     

民国元年袁世凯的困惑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几乎完全忽略了在国内对共和理论的宣传。袁世凯主张变法救国、君主立宪,但对西方文化政治理论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共和的观念被大汉族主义和种族革命的膨胀性宣传所湮没。孙中山颁布的《临时约法》给袁世凯做了一个因人废法、因人修法的不良示范,袁世凯的智囊们设想的国家体制与治国方略仍然是"开明专制",袁世凯曾经试图了解共和制的意义,主张效法美法,但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需要提高的一面,从而淡化了对共和理论和制度的探求。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国体虽变,理念依旧,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既不知道共和制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政体优越性在哪里。     

阎锡山与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是个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大独裁者。1914年1月,他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占多数议员、作为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的国会,随之通令取消了各地方自治会和省议会。5月,又颁布了一部为他搞专制独裁服务的《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宣布废除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     

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

袁世凯执政时期,部分地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问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在中英交涉中,妥协与周旋相始终。但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条约。这是袁世凯在处理边疆新危机中唯一能基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次。因国力衰弱和袁世凯致力于加强个人专制统治,其筹藏政策最终未能成功。     

护国运动中的革命派与投机派

《文史天地》今年第一期《蔡锷与唐继尧谁是护国运动首功》一文，认为护国运动的首功是唐继尧而非蔡锷。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的云南“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非仅指护国战争），蔡锷的功劳都在唐继尧之上。蔡锷一直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的革命派，而唐继尧不过是投革命之机而成长起来的地方军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成为临时大总统。其目的并不在维护共和，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革命力量，自己像封建皇帝那样独裁专制。１９１２年底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占压倒优势，袁世凯就在１９１３年３月国…     

论梁启超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

“以旧秩序的捍卫者自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竭诚拥护者”,“倡导袁世凯称帝的新帝制派”,这是史学界从建国初期到粉碎“四人帮”以来,对民国初年梁启超的基本评价。这些观点广泛流传几成定论,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梁启超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对上述观点便不能不产生怀疑。     

必须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上国内统一战争的问题

毛主席教导说,对于国内的统一要进行阶级分析。他说:“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前者是假统一,后者是真统一。“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人民的民主的统一,也就是革命的进步的统一。在这以前,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他们也强调统一,但他们实行的是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即反革命的退步的统一。因而他偿“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     

国民革命第十六军建党的前后情况

为明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的来历,须说明一下这个部队的简明历史。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之后,袁世凯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初任总统,继则阴谋称帝。云南省在辛亥革命前辈蔡锷的倡导下,发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役,出兵四川,战败袁军,推翻袁的帝制,恢复民国体制。这支入川部队的领导者之一顾品珍,于结束讨袁战争之后,率部回滇驱逐云南省督军唐继尧,取而自代。     

二次革命中的上海资本家阶级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至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二次革命阶段。在这一期间,各地资本家阶级的商会纷纷离开自己政治上的领导者,对武装讨袁采取反对或中立的态度。他们的行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也就贻误了资本家阶级的民主革命事业。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教训。本文仅就上海地区资本家阶级对待二次革命的立场、言论和行动作一概述。     

古德诺与民初中国政治

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有位来自美国的学者、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德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宜实行君主制,对帝制运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舆论效果.     

护法战争中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政治心态

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的“临时约法”和建立的国会,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共和的精神,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标志。当被袁世凯、段祺瑞的专制统治破坏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毅然高举“护法”大旗,义无反顾,向邪恶势力展开斗争。     

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 --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

本文论证,戊戌政变,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徐世昌初四日告密说没有根据.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荣禄才是告密的最佳人选.袁世凯并未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日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     

略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 1910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她没有在思想文化上对封建伦理道德学说展开全面批判,以至于袁世凯上台,建立了北洋军阀专制独裁统治以后,立即对资产阶级新学展开新的反扑,封建文化一度又成了军阀独裁者和帝制复辟者的帮凶。     

计利当计天下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大陆情

于右任,陕西人,清光绪年间举人,1906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创办《民呼报》和《民立报》,宣传革命,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由于他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而遭到袁世凯的追捕,迫于当时形势,他回到家乡,组织陕西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北伐战争时期,他为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无奈而去台湾,结发妻子和儿女则留在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