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作父乙卣浅见

卣作为盛酒器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本文主要从器型、纹饰及铭文三个方面对寜作父乙卣进行论述,对其断代分析并对该器物圈足的夔纹作以辨析,对器铭独特性作以研究讨论,最终表现其意义及价值。     

故宫博物院藏(弋卩)其三卣笔谈

学者间对(弋卩)其卣三器之真伪问题每多聚讼。李棪斋先生《晚殷(弋卩)其卣三器考释》一文论之最详。而于三器之定名,李学勤及孙稚雏两先生均注意及六祀(弋卩)其卣之作器者为作册“”,故以为宜改称“隻子卣”,所论至为恰当。然一般学者已习惯(弋卩)其三卣之称谓。今后对三器之称名,不妨自我调整。 二祀及四祀(弋卩)其卣两器,除盖、器有“亚獏,父丁”对铭外,二祀卣外底另有铭文37字。四祀卣外底则有铭42字。铭文出现在器外底虽非绝无仅有,然确属鲜见。且两器亦经修补,故引起不少有关三器真伪之讨论。     

保卣新解

保卣新解彭裕商（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保卣,与之同铭尚有一尊,传出土于洛阳。其器形、纹饰及铭文措词等均带有较浓的殷人色彩,然铭末“既望”一词又是周人历法的特色。其时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应属成王之世,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对该器铭文的考释,学者往往将其联系到周...     

周初筒形卣研究

筒形卣是青铜卣中形式较为特殊的种类,流行时间很短,发现数量也很少,但在周初青铜器中的地位却不容忽视。以往的学者在青铜卣的研究中对筒形卣多有涉及,重要的如陈梦家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对青铜卣型式的系统研究中,将筒形卣列为单独的型式,在其下虽只有寥寥数十字,但有许多看法至今仍很值得我们借鉴;朱凤瀚先生将卣分为九型,其中筒形卣被归人H型中的b亚型,并注明为西周早期器;王世民等先生在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中将卣分为三型,在长颈壶形卣和扁圆体罐形卣之后即为筒形卣,也指明了筒形卣属于西周早期这一年代特征;卢连成、胡智生先生的研究中也曾对筒形卣的年代与分布地域进行过大胆的推断。     

商代金文字(圭)探微

商代晚期铜器六祀切其卣(下文简称六祀卣)铭文中有一"(圭)"字(Y10.5414①),这个字收录于<金文编>附录下009,未释.此器为商王帝辛时代的标准器,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器盖同铭四行二十九字,器铭少一字.     

(弋卩)其三卣应先辨真伪

(弋卩)其三卣传1931年前后出土于河南安阳。李棪曰:“一九三八年七月,予在北平度假,与徐鸿宝丈森玉、黄质丈宾虹、容庚教授希白、于省吾教授思泊,在黄濬百川之尊古斋茗谈,时《邺中片羽二集》方成书,群誉其鉴别之精,印刷之善。主人黄氏以二祀正月丙辰(弋卩)其卣拓本分赠,在座诸公,除予末学外,皆一时俊彦,而于教授更素以辨伪著称,然对此新出之器,亦以为足资考证。于氏旋于一九四三年撰《释(耳口》一文中,引用四祀四月乙巳卣铭文之字,可见其对(弋卩)其制器之重视     

浅析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先秦青铜礼器

江西南昌海昏侯国考古发现是近年一项重大考古成果,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本文特意选取了其中的尊缶和提梁卣进行研究,认为尊缶应为战国中期左右的器物,其珍异之处是有十二棱,将器身和器盖等分为十二面,极为罕见。结合赛克勒氏所藏十棱壶及相关著录信息,作者认为此前见于著录的某些八棱壶也应该更正为十棱壶。关于提梁卣,作者认为属西周早期早段。这件卣的纹饰极具特色,腹部带歧羽的大鸟纹十分华丽,圈足上的双兽首的夔纹也属罕见,作者将其与一件新近发表的装饰大鸟纹的青铜尊进行了综合研究,还结合甲骨文和金文讨论了卣上的"子畯父乙"铭文,阐释了"畯"的相关问题。或许限于篇幅,作者没有在文章中配置相关器物图,也没有能够结合其他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出土器物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     

介绍几件从废铜中检选出来的重要文物

解放以来,湖南省从废铜中检选出大批的珍贵文物,现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件,介绍如下:(一)商枭卣共两件,是1957年在株州废铜交接站采集来的.卣均作两枭鸟相背立,四足一梁,极其生动,与商周彝器通考图版六四七、六四八所载两枭卣形制,如出一范.一器花纹细密,精美异常,一器虽较简单而形态毕肖.原器盖已失去,经湖南省博物馆修复始成完器.(页29图2、3)(二)西汉杨子赣铭文铜? 杨子赣铜?,系放解前在长沙市东南郊区徐家湾杨家山发现的.器全高20、口径14、腹径25厘米.器盖和器口边沿均有"杨子赣家铜?盖并重十六斤"和"杨子赣家铜?容三斗有盖重十六斤"等铭文,器内贮有粟米.     

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肃卣铭文初探

2005年1月,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了一件铜卣(M2∶75),器盖对铭。根据器形判断,其时代属于西周中期偏早。根据铭文判断,铜卣器主名"肃"。肃卣铭文共66字,可分为四句话,各为一段。铭文记载了一个西周时期关于降低庶人社会等级的罕见案例,从此案例可以看出西周庶人有人身自由。在任何阶级社会,庶人即自由民阶层都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因此这篇铭文的阐释具有特殊的意义。     

启尊、启卣新考

本文重新考释了西周昭王时期启尊、启卣铭文以及所见的历史地理,认为启尊、卣铭文分别记述了周昭王两次南行的路线。尊铭记西南行,可能是沿褒水岸边走褒斜道,目的地是汉中;卣铭记东南行,先沿秦岭谷地向东行,中途止跸于山谷而宿,又至于位于蓝田的上侯,沿蓝武道至于均水岸边,目的地可能是江汉平原地区。这两次南行都到了汉水,或有可能都是昭王伐楚的前奏。器主启在事件中担任警跸,因此功劳而作器纪念。     

《保卣》铭诸释评议

《保卣》是解放后洛阳出土的一件著名青铜器,各家对其铭文的解读很不一致。本文认为做器者"保"应为召公奭,因他参加周初迁殷遗民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成王的赏赐,为其父文王作宝尊彝以示纪念。     

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一):虎卣

虎卣(或称虎食人卣、乳虎卣)为形制大体相同的两件青铜器,分别收藏于法国的池努奇(Musée Cernuschi)博物馆和日本的泉屋(Sen-oku)博古馆。这两件卣因为人虎合体的造型、铸造精良的工艺以及可能为一对器     

商周时期纵置提梁铜卣研究

<正>本文所言的纵置提梁铜卣,指的是器体呈椭圆形、提梁方向与最大腹径方向垂直的铜卣。商周时期的纵置提梁铜卣,由于数量较少且发现或保存地点较为分散,虽然以往曾有学者简要提及,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目前所知的商周时期纵置提梁铜卣的型式与年代、起源与功能、时空分布特征及背景原因、使用者身份等级等问题进行探讨。一型式与年代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知考古发掘及传世收藏的纵置提梁铜卣共46件,其中考古发掘品13件,未经正式考古发掘但出土地点明确     

虎卣新论

虎卣即著名的青铜虎食人卣。器表是一组龙、凤、虎相斗的纹饰,人是御龙的珥蛇践蛇神,神人面对虎表现的是戏虎、弄虎。虎卣的装饰象征狩猎、治兵、敬奉山川。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商代青铜罐探析

商代青铜罐发现数量较少,这类器物应是受到商文化中汲水陶罐的影响而产生,与扁圆罐形卣存在伴生关系。不同形制的青铜罐有着不同的功用,可细分为炊煮器和盛储器。青铜罐功用特点不明显,导致其难替代扁圆罐形卣成为商文化传统礼器。     

古文字考释四则

于省吾先生释甲骨文此字为“橐”,他说：“至于橐 字作 ,其中所从的 ,为什么释为缶?我的解答是,商代金文宝字所从之缶,作父丁卣作 ,辇卣和 均作 。不仅如此,商代金文的宝字所从之缶,也有不从口者。例如,作父乙卣作 ,新尊作     

应城县出土商代鸮卣

一九七六年二月,应城县巡检公社群力大队八生产队社员,在村旁挖水塘时,出土了一件罕见的珍贵文物一青铜鸮卣。此器呈椭圆形,带盖有提梁,底部有四矮蹄足。通高(带提梁)25.9、短径12.3、长径15.2、腹深14.0厘米,重3.3公斤。器形为二鸱鸮合体背立式,方向相反。二喙四目四毛在盖上,盖柄呈菌状,四翅在卣身。整个器物铸造精美,体态庄重,立体感强。其形制与山西石楼二郎坡、安阳殷墟大司空村M239,湖南长沙东山镇等地出土的商代鸮卣相仿,其年代亦应为商代晚期之     

殷代长铭铜器宰甫卣的再发现

菏泽市文物部门于1952年收集到宰甫卣一件。以往鉴定多指为赝品。1982年山东省国家一级文物鉴定会上,对此器的真伪也有争议。由于未见实物,难以论定。1984年春菏泽地区举办文物考古训练班期间,我们对原器重新作了鉴定,认为不伪,并确认此器实即以往各家著录的"宰甫簋"。此器拓本初见于《愙斋集古录》(11.26.2,11.21.1),名之为"来兽敦"。吴     

(弋卩)其三卣铭文新证

(弋卩)其三卣是晚商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三卣均铸有铭文,内容涉及商代礼制与宗教活动,非常珍贵。关于三卣的真伪,旧有争论。但是从铭文字体和内容看,绝对不伪。下面对三卣铭文略作考证,仅限于笔者学力所及,凡不认识的奇字,不强作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