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志的“界”与“度”——以《瘦西湖街道志》为例

<正>乡镇是我国传统的地方行政建制,也是目前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建制。街道的行政地位与乡、镇相同,都属乡级行政区,但街道作为行政区划的出现远迟于乡镇,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废除保甲制度后,才在城市设立街道。街道的管理机构为街道办事处,是市辖区、县级市、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街道党（工）委是设立在街道的基层党组织,不是设在办事处的党组织。乡、镇政府是一级地方政府,权力是乡镇人大授予的;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权力是上级政府赋予的。街道与乡镇有所区别,街道志和乡镇志也就不能完全等同。     

作为景观与工程的大运河——以〔乾隆〕《江南通志》“舆地志”“河渠志”为视角

<正>大运河作为宏大的人造景观,是"见证人类意志和力量的丰碑"^[1]。所谓景观,是指地方与时间中"人—地"总体关系的结合,从这一角度看大运河,其"视觉特征"格外明显。在宋代,就有长卷式的舒展:"自淮起山阳至于扬子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     

清代“哈哈珠子”考释——兼论满文“haha juse”与“haha jui”的翻译

"哈哈珠子"是满文"haha juse"的音译,即"haha jui"(男童)的复数形式。他们由清代宫廷教育中的伴读发展而来。至迟在康熙十二年(1673),"haha juse"的词性发生了变化,由名词的复数形式变为一种特定称谓,专门指称由伴读出身的皇子侍读及侍卫。哈哈珠子在康熙时期权势最盛,成为清代皇权与王权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隐形力量,而后又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雍乾时期走向没落,至晚清已彻底沦为皇子的服侍人员,不复有昔日威权。清帝对哈哈珠子的控制体现了对皇权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满文档案的撰写者已有意区别"haha juse"与"haha jui"两类完全不同的群体,而晚清时人已含混不清,今人在翻译档案时,又一概译为"哈哈珠子"或"孩童",更加模糊了两者的界限,也影响了学人对史料的理解。     

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李家道”与汉晋南北朝的“李弘”起义

从东汉末年开始,直至东晋、宋、齐以及北魏,其间曾流行过关于“李弘”的谶记,出现过多次以“李弘”为号召的起义。这个谶记出自原始道教教派之一的“李家道”,起义也为“李家道”所发动。所谓“毒流汉季”,与张角齐名的“李弘”,其人为谁?这是一个迄今尚未解开的谜。本文拟在前此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考察,并认为“汉季”的这个“李弘”即是张鲁。     

从《白沙村志》到“珠三角现象”——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

自首轮修志以来,乡村志编纂成就巨大,数量众多,质量值得称道。乡村志编纂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呈现出政府主导、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推动、社会各界热情关注、乡村百姓主动投入、方志专家指导参与、普及程度渐次扩大的良好局面。从方志、文化、历史、社会及现实的角度对上述现象进行解读与分析,乡村志编纂将是今后全国地方志工作的一个亮点,也是我国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与着力点。     

试析方志的“成一家之言”——兼论部门志、专业志与地方志的关系

新方志第二轮编修在即,总结首轮修志经验,其中之一,是尚存纂辑资料式的修志遗风。或偏重考证,言必出据;或注重资料堆砌,不见主旨贯通;或直将部门志、专业志归并,作为一届地方志等。方志学鼻祖章学诚认为：“纂辑者无语不出于人,撰著者无语不出于己”,力主方志要“别裁、独断”,成“一家之言”的著述。为使第二轮修志工作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为续志“断义”成“一家之言”的上乘著述,当推首要研究课题。     

称号、口号与东晋民变——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例

古代四民包括"士、农、工、商",历史上的民变是一次次由各种各样的阶层的"民"组成的"人民起义"或者称"民变"。民变为了昭示其正统性和合法性,大多有口号、称号,孙恩民变是东晋末年次等士族利用民怨谋求改变地位反抗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一次民变,"征东将军"就是孙恩的称号,这一称号具有宗教性和世俗性,同时这一称号又是这次民变的一个口号。本文以孙恩自称"征东将军"为切入点,分析东晋末年民变各阶层背后的世界。     

实行“长”、“短”结合 繁荣方志事业——对“志”与“鉴”的粗浅认识

地方志和地方年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两者是互相补充 ,互相促进 ,长短结合 ,相得益彰的。     

论清代的“禁教”与“防夷”——“闭关主义”政策再认识

清朝适逢其时,迎头撞上了中西文化交汇激荡的浪潮。面对中西文化的两极相逢,清朝断然推出“闭关主义”政策,以应付这千古未有之奇变,从而,对于中国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路向选择和发展轨程,产生了极大影响。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一箭双雕的政治打击,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羊牧隆”、“邪没笼”名义解析——兼论陇山地域朝那湫与联池湫的关系

羊牧隆城是北宋天禧元年（1017）曹玮经营＂六盘山外＂过程中带领军民于葫芦河上游修筑的＂山外四寨＂之一,后来改名隆德寨并成为德顺军防区下的一个重要镇寨。本文根据宋人范育关于地名＂聚卜结隆＂为蕃语,＂十八为‘聚卜结’,谓谷‘隆’,盖言诸谷共凑一川耳＂的语言现象,分析＂羊牧隆＂、＂邪没笼＂是由蕃语＂羊牧（邪没）＂和＂隆（笼）＂两个词构成的地名;＂羊牧＂意为黑水,＂羊牧隆＂就是黑水河谷的意思。羊牧隆城附近的邪没陇川及其源头北联池的神主是＂黑龙大王＂,蕃语＂羊牧隆＂乃唐宋时期吐蕃人对六盘山之西的黑水与黑水龙君庙（祠）的意译。由此可推论,六盘山区的北联池湫神及华亭、静宁的乱石湫神与先秦以来的朝那湫龙崇拜有渊源关系,是朝那龙湫文化发展传播的结果。     

抗震救灾志总述撰写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总述”编写的个案分析

抗震救灾志编纂非常必要,抗震救灾志属于专志范畴,具体属于专志中的"专事志"类别。学界称之为"事件志"是可以的。在抗震救灾志编纂中,特别在"总述"撰写中,注重实际操作中的厘清主线、突出主题、归类记述、回应主题以及强化理论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吗?——与志纯、学盛同志商榷

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历史科学领域学术讨论空气的逐渐活跃,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最近,对这一问题早就做过专门探讨和研究的志纯、学盛同志又写出专门文章,阐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见解。他们“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的思想的发展过程”,断定“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     

话语分析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解读——以衢州方志中的“文昌殿”为例

面对批判遗产学的兴起,跨文化反思与本土意义重构成为遗产领域的重要课题。这方面,话语分析大有可为。对历史文本的话语分析,可以挖掘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以衢州三部方志中的"文昌殿"书写个案,从遗产的物质性、文化肌理、当下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凸显出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观、历史思维与意义生发方式。本土传统对文化遗产的思考才是根本,跨文化借鉴不能以忽视本土观念为代价。面对被全球化了的"遗产热",跨文化对话才是我们的出路。     

汉简所见“致籍”与“出入名籍”考辨——以肩水金关简为中心

"致籍"和"出入名籍"同属于出入关文书系统,学界之前对二者格式分类界定模糊。随着肩水金关汉简(壹)、(贰)简文的公布,有利于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致籍"多由传发放机构提前转送至关口,以供关吏核查持传、符者是否本人。它包含原文通知性文书以及出行人员名单附件。学界对出行人员名单附件格式归类尚不统一,以金关简出土名籍简为基础可大致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出入名籍"与"致籍"格式有类似之处,但不属于同一种文书,它们关键性区别在于"出入名籍"上会有明确的出入关记录文字。"出入名籍"分为单人出入关记录和多人同时出入关记录。后者应只有一件致籍通知文书和传文书,关吏可能会将多人名籍编连在一起,只在其中一枚简之上附记出入时间。     

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

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有显著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记官而不及机构,以长官、佐贰、属官代表各自府署,可称作"以官存司";两唐书《百官志》则皆"以司存官",即在各机构名下记其长官、佐贰及所属官吏,将之一概视为机构成员。记载体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官制的法令及行政体制的演化,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主要取本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约在南北朝后期。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     

为县市立传，为时代而歌——“风物中国志”与地方志的创新升级

正县域治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振兴中,乡村文化振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编写县志、镇志乃至村志对于县域治理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国家地理》的"风物中国志"项目为例,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地方志的创新升级。一、县是中国乡土乡情的符号中国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人。我们都会有这个印象:两个人初次见面,互通姓名之后,往往会聊到一个话题——"老家哪的?"其实,在很早以前就这样了。     

以鼠为志 终为鼠误——李斯的“效鼠”与秦朝的兴亡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如果说有人以雄鹰、海燕、鸿鹄、藏龙、卧虎为奋斗志向,有人以千里马、老黄牛、鲤鱼、蜜蜂为立世榜样,甚至有人以狼、獒、猫等等为人生楷模者,均不足为怪。     

曾侯乙墓弋射用器初探——关于曾侯乙墓出土金属弹簧与“案座纺锤形器”的考释

曾侯乙墓是一座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其中一批金属弹簧与一件"案座纺锤形器"(图一),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它的名称、用途等问题,一直是个谜。本文试作考释,目的在于抛砖引玉。     

“女子”与“君子”:从女教理论看儒家思想的传播及礼俗之互动——以“女四书”为中心

传统女教主要是基于儒家五经所建构的"内/外"模式来规训女性的言行举止与生活空间,而随着女教理论的发展,儒家修身学说逐步被移植并被用以型塑女子之德性。其中,"女四书"因其作者本身为女性,鲜明体现了女性对于礼教的自觉认同与"内卷化"特征,甚至表现出"立命"与"安身"相统一的趋势。然而从唐代的《女论语》开始,在儒家的心性修养体系日渐深入女教理论的同时,作者已不满于《女诫》以来将女性圈囿于家庭之内的角色定位与伦理束缚,表达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意愿与完善个人道德、安顿终极关怀的诉求。换言之,先秦乃至两汉的女教理论着意将女子型塑为"女子",而唐代以降,女性的性别意识逐渐觉醒并致力于打破这一阃域,而力争成为"女君子"乃至"君子",并因此产生了女性个体诉求与儒家传统礼教之间的矛盾。这一冲突在明清时期达至巅峰,从而呈现出礼俗互动的多重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