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在凉州考略

玄奘（600-664年）,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是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玄奘著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他的弟子慧立、彦惊还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记叙了他的一生,其中述及玄奘游历印度等地的情况,堪为《大唐西域记》的补充。唐玄奘从长安西行取经,到达凉州的情况在《大唐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及武威近年考古发现的碑刻中曾有记述和记载,下面略作考述。     

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候君集灭掉割据吐鲁番盆地的麹氏高昌王朝。当时,魏徵、褚遂良等列举种种利害关系,极力反抗唐置州县,并“劝立麴文泰子弟,依旧为国”。但唐太宗力排众议,坚持把唐王朝行之於内地的一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行之於高昌故地,由中央委任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后,虽屡因形势的变化,多有周折,但太宗时所定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     

麴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

麴氏高昌国张氏之婚姻宋晓梅割据吐鲁番盆地的氏高昌王国,自公元４９９年嘉即王位,至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年）为唐太宗所统一,历时一个半世纪。高昌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又远离中原政权,一个以汉族为主而形成的政权,何以享国如此之久？确实耐人寻味。诚然,外部的...     

榆中籍高昌王

隋唐时期,被称为西域列国中的高昌国,其版图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在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地带。高昌国国王麴嘉是西域诸国中惟一的汉族人,他的祖籍就在甘肃省的榆中县。史称“麴嘉为金城郡榆中人,金城即今之兰州。又其百姓,亦多来自内郡,其立国垂百四十余年之久,不可谓非为中国历史上值得留意之事”。     

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古墓群中,有一部分是初唐当地豪族张氏的墓葬。吐鲁番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形成高昌割据政权。唐太宗李世民统一全国过程中,高昌的"左卫大将军、都绾曹郎中"张雄向高昌统治者麴文泰力陈利害,主张取消割据,拥护唐中央政府,因规谏不受采纳,"殷忧起疾"而死。唐朝削平高昌割据政权,在高昌置西州,并在吐鲁番西北的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随后统一天山     

试论麴氏高昌国的计亩承车牛役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赋役制度,史书记载尤为不详,今根据吐鲁番文书对高昌国时期赋役制度中的计亩承车牛役制度进行探讨.从而对此制度的具体实行办法,实施范围做一个分析,以提高对高昌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     

西安曲江发现唐尼真如塔铭

一九八五年二月,笔者在曲江乡三兆村工作时,发现大唐甘露寺尼真如塔铭一方,石为方形,高66厘米,宽72厘米,上刻九行九十四字,塔铭全文如下: 大唐甘露寺故尼真如之柩曾祖伯雅高昌献文王祖文泰高昌光武王父智湛皇朝左骁卫大将军西州都督上柱国天山郡开国公尼真如总章二年为亡父出家,即其年三月廿二日亡,上元三年三月十七日起塔于明堂樊川之原,礼也。高昌,即今新疆吐鲁番王都交河城,公     

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

我国古代西北高昌地区(今新疆吐鲁番),在麴氏高昌王朝统治的一百四十一年(499—640)期间,其土地制度如何?对我们来说几乎还是一个未知数。从土地所有制问题入手,这是揭示麴朝社会形态以及种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然而,无论当时的土地买卖,还是土地租佃关系,特别是关于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推行了均田制度,我们都知道得很少。吾师唐长孺教授曾这样指出:“关于麴氏高昌时期的土地制度尚未开展研究,目前还难以断言是否曾实行均田制度。”现依据敦煌、特别是新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就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曾推行均田制度问题,试作如下探讨,以就正于大家,并作引玉之砖。     

麹氏高昌役制研究

麴氏高昌时期的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其赋税徭役制度诸史志或语焉不详,或全无记载,为我们了解高昌社会面貌带来极大困难,而吐鲁番出土文书却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资料。一九八二年三月唐长孺先生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一文,①最早指出麴氏高昌徭役制度的特点有“计田承役”和“道俗”之分,并揭示了若干役目及相关问题,为学界探讨高昌赋役之制提供了极可贵的线索。尔后,卢开万、程喜霖二位先生也先后发表论文,②就麴朝赋役制度进行了研究,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但高昌赋役之制颇为复杂,尚有不少闯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即企图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麴氏高昌时期的徭役制度进行较全面的考察。拟讨论以下问题:一、“计田承役”问题;二、成丁年龄及役期问题;三、服役对象与役种问题;四、工匠服役问题。从广义上说,封建徭役应包     

阚氏高昌杂差科帐研究——吐鲁番洋海一号墓所出《阚氏高昌永康年间供物、差役帐》的再考察

高昌王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之上,往来客使的供物、差役等杂差科是阚氏高昌赋役制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柔然永康十年闰三月,焉耆王北赴柔然汗庭,途经高昌,得到高昌王国的供顿招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阚氏高昌永康年间(466-485)供物、差役帐》是记录焉耆王经过高昌王城时百姓杂差科的总帐。阚氏高昌杂差科分为供物、差役两部分。供物主要是木薪、苜蓿、土堆葡萄、酒等,同时也征用百姓驴、车等运输工具。差役主要有烧炭、取桢、作瓨等。阚氏高昌的杂差科在麴氏高昌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吉利”的铸作时间和钱币性质

“高昌吉利”无疑应是高昌国铸造的铜币。所谓独立存在的高昌国,历史上计有：5世纪后期先后由阚氏、张氏和马氏相继统治的高昌王国,6世纪至7纪中期由麴氏建立的高昌王国,9世纪后期至13世纪末则有高昌回鹘国。收藏和研究钱币的人都知道,回鹘统治时期的高昌国,曾经铸造和通行单面回鹘和双面回鹘的铜币,而“高昌吉利”则为汉铜钱,因此,“高昌吉利”铸作于高昌回鹘国的观点可以排除。     

吐鲁番出土张氏高昌时期文物三题

史籍记高昌国情况,于张氏(孟明)政权最为不详。张氏政权处阚氏(伯周、义成、首归)、马氏(儒)二个政权之间,在高昌国史上曾起过承上启下等重要作用。但关于其建立,《魏书·高昌传》仅云:"五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阚)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关于其灭亡,同传仅接云:"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记载如此简略,自然引起争议。《魏书·高昌传》中的"五年",指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北史·高     

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

张雄及其妻麴氏墓志(以下简称《雄志》)一方,1973年秋出土于吐鲁番县阿斯塔那206号墓。其铭文拓本已随发掘简报揭诸本刊1975年第7期。据《雄志》,张雄卒于高昌延寿十年(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终年五十,其出生当高昌延昌二十四年(隋开皇四年,584年);其妻麴氏卒于唐垂拱四年(688年),终年八十二,出生于高昌延和六年(隋大业三年,607年)。是张雄长于其妻二十三岁,即便其妻十六岁出嫁,     

昔日取经 今朝送经 “新唐僧”和他的“新西游记”

明贤,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法师。作为大陆僧人的代表,他将于7月20日启程,与一位台湾僧人一道,重走玄奘西行路。6月上旬,记者与明贤法师长谈,想知道这位即将远行的出家人的心灵之旅。     

王素著《高昌史稿·统治编》

王素先生的《高昌史稿·统治编》是作者计划撰写的约２００万字的《高昌史稿》的第一编，其他四编分别是《交通编》、《政制编》、《经济编》和《文化编》，据说有的已经完成有的还在撰写中。《高昌史稿·统治编》共六章：第一章“姑师与车师前国（先秦至西汉中期）”，第二章“高昌壁垒（西汉中期至西晋）”，第三章“高昌郡（上）（前凉至段氏北凉）”，第四章“高昌郡（下）（西凉至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第五章“高昌国（上）（阚氏、张氏、马氏王国）”，第六章“高昌国（下）（麴氏王国）”，后附“高昌统治年表”。自本世纪初以来…     

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

吐鲁番新出土的阚氏高昌王国永康九年、十年高昌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文书,记录了来自漠北的柔然汗国、北印度的乌苌国、南朝刘宋、塔里木盆地南沿绿洲王国子合、南亚次大陆的婆罗门、塔里木盆地北沿的焉耆国的使者,透露了出使原因及经过高昌往返于柔然汗国的路线。公元5世纪下半叶,送使文书所出的高昌,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高昌吉利”铜钱

巴达木墓地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村东,北距哈拉和卓墓地1公里,南距高昌故城4公里,西距阿斯塔那墓地3．5公里。2004年10月份,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发掘清理巴达木墓地79座,从出土文书和墓志表明这批墓葬时代为麴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墓主姓氏有白、康、竺、买以及祖籍甘肃兰州,河南南阳和山东等地的汉人,是一座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公共墓地。     

高昌早期石窟的分期和年代

吐鲁番地区4世纪的石窟或已被破坏殆尽,或被后期石窟完全重新改造利用,现存的早期石窟年代为5世纪至8世纪,根据石窟形制和壁画题材、风格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北凉至高昌国前期,第二期为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这些早期石窟受到龟兹石窟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对敦煌石窟有影响。     

胡广《记高昌碑》与高昌麴氏、唐李元忠事迹丛考

胡广于明永乐十三年所撰《记高昌碑》提到四种高昌碑铭,涉及高昌麴氏王统及相关政治史问题,第六通《李元忠神道碑》则与中唐伊西庭地区政治军事社会密切相关。目前很少有学者论及上述碑刻内容,但其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不少待发之覆。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回鹘佛教艺术的代表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河谷西岸的陡崖上。是回鹘佛教艺术中最重要、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宝库,同时也是一处著名的摩尼教寺院遗迹。其始凿于麴氏高昌国时期(499～640年);唐西州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