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萩头”考

《吐鲁番出土文书》包含大量名物,其中既包括西域地区独有的风物,更有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的珍贵物产。这些名物生动地反映了异域文化,并为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物质依据。吐鲁番出土文献涉及范围极广,包括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等方面,这些内容涵盖大量的名物词,尤以随葬衣物疏为盛。在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中出现“萩头”一词,文章依据古墓情况断定其为女性头部装饰之物,并对照中原与西域的冠服文化,以及魏晋时期女子（包括西域）很少出现用巾束发的现象,推测“萩头”为女子的假髻。     

再论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中的“蹹麴囊”

吐鲁番出土62件随葬衣物疏中,“蹹麴囊”出现11次.学者们研究认为“蹹麴囊”是蹴鞠或盛装蹴鞠的袋子.我们提出不同看法供学界参考.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手把"考

本文梳理了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手把”的用法,考证了“手把”的含义,认为“手把”就是吐鲁番古墓葬中出土的木握手的名称。     

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中的鸡鸣枕探析

鸡鸣枕的使用可以上溯至汉代,但除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外,其也被用作墓葬的陪葬明器,至今仍有部分地区保留制作与使用鸡鸣枕的传统。伴随着各民族间交流融合的不断加强,考古人员发现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高昌时期随葬衣物疏中也有对鸡鸣枕的记录。     

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石灰”探析——兼谈其在古代高昌地区的运用

石灰在中国古代的开采和应用都很早,但文献上记载不多,而在吐鲁番出士的晋唐时期的衣物疏中却多次提到。这是因为在古代高昌地区的人们的观念中,石灰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另一方面用石灰随葬,还可以防潮防虫,使尸体及棺木不腐。所以,衣物疏中提到石灰,镇墓与实用目的是兼而有之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古高昌地区特有的。此外,本文也探讨了石灰在古代高昌地区居民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     

嵊州市文物管理处收藏的五管瓶和堆塑罐

嵊州市文物管理处收藏有五管瓶及堆塑罐共5件,其中2件为纪年墓发掘出土。作为用于随葬的冥器,五管瓶和堆塑罐以其造型的丰富体现了越窑青瓷制造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现世百姓对于死后生活的憧憬。     

吐鲁番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的性质与发展

吐鲁番古墓出土了几十件随葬衣物疏,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相关社会意识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目前为止,专门研究这些随葬衣物疏的论文并不多,笔者所见,仅有马雍先生的《吐鲁番的“白雀元年衣物券”》,侯灿先生的《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综考》和郑学檬先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等几篇。另外,与本论题内容相关的还有黄烈先生的《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一文。 在如何理解这些随葬衣物疏的性质问题上,以上诸先生的观点并不一致。黄烈先生认为:“十六国高昌时     

由出土纪年砚台看唐宋砚台演变

正砚台作为古代书写不可或缺的用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的材质多为陶瓷、石质等,不易朽,但实际的出土量并不多,这与古代随葬制度及习俗有关,砚台并不是必用的随葬品。所幸唐宋以来常在许多士大夫墓中出土有砚台,这些墓葬多有墓志,这对砚台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大有裨益。本文选取砚台中有纪年铭刻、出自纪年墓以及出自时代较为明确的墓葬的唐宋砚台进行介绍,以期对砚     

南京雨花台东晋纪年墓发掘简报

南京雨花台东晋纪年墓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2006年11月由南京市博物馆与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联合对其进行了发掘。该墓出土的铭文砖上的纪年为东晋太元四年(379年),另外还出土有青瓷器、陶器等,确切的纪年为南京地区东晋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及随葬器物提供了断代的依据。     

敦煌所出卖身、典身契约年代考

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石室遗书中，有八件唐五代宋初的实身、典身契约。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很重视对这批契约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批卖身典身契约，大多无明确纪年，而仅仅标之以干支。部分契约的具体写作年代一直不十分清楚，因而妨碍了人们对这些契约的科学分析和充分利用。这里，笔者就所见资料，对这几件契约的具体写作年代试加考证。敦煌所出八件卖身、典身契约的名称、编号、纪年及资料刊布处见下表：表中所列契约，有明确纪年的只有斯坦因编1946号《韩愿定卖妮子契》与伯希和编3573号《曹留住卖人契》。后者贞明九年实为后唐庄…     

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

刘宝墓位于邹城市郭里镇独山村西北25公里,1972年发掘,墓主为西晋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关内侯刘宝,葬于西晋永康二年(301年)。该墓地表有高大封土,墓室坐北朝南,为双室弧券顶砖墓,设有石墓门。墓葬早年被盗掘,随葬品主要出土于东、西耳室内,计有陶、釉陶、瓷、铜、铁、金银、石质器物150余件。刘宝墓是山东境内发现的典型的西晋墓葬,其纪年明确,墓室结构完整,随葬器物丰富,为研究西晋时期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浙江安吉天子岗孙吴、西晋墓墓主蠡测

1993年浙江安吉县博物馆在天子岗发掘了一座西晋太康六年纪年墓(M2)和一座孙吴时期无纪年墓(M3)。根据两墓的形制规格、随葬器物分析,这是两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天子岗一带是朱氏家族墓地,三国东吴至晋没有其他贵族葬在这里。据随葬器物特征判断,M3下葬年代约在240年左右,结合有关史料记载推断,M2、M3的墓主应是朱氏家族的朱才与朱琬父子。     

正定隆兴寺藏唐代生台

正定隆兴寺藏有一件青石雕刻的唐代生台,其铭文中有明确的纪年和器物名称,虽已残缺,但因存世者极少,仍不失为研究生台这类佛教器物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     

大同北魏彩绘乐俑鉴赏

2000年夏秋之季,山西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城东雁北师院扩建工地发掘了一批北魏墓葬,其中宋绍祖墓以其仿木结构石椁、精美的壁画和明确的纪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距该墓东北不远处的2号墓,为长斜坡墓道,砖砌单室墓,出土随葬器物70余件,虽被盗扰,出土的器物残裂破损严重,但多数随葬品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大的位移。墓室前部一组彩绘乐俑围成圆圈即兴演奏,     

试论甘肃泾川北魏佛教造像的地方风格——以细密衣纹造像为例

2020年,甘肃泾川新发现3件北朝造像碑,造像大量装饰细密衣纹。细密衣纹是陕西关中地区及其附近以及甘肃东部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地方风格,泾川县有10件细密衣纹造像,其中4件纪年明确,结合附近地区发现的该类纪年造像,能够建立年代学框架,依据造像形制、造像题材和特征可将这批造像分为三期。     

大同市云波里华宇二期壁画墓的年代

2019年4月,大同市云波路南侧华宇二期工地新出土一座无纪年的壁画墓。通过对墓葬位置、墓葬形制、壁画中人物服饰和壁画中所见名物的综合考量及比对分析,认为其极有可能为北魏平城时期文成帝太安至和平年间(公元455-465年)的遗物。     

北凉沮渠蒙逊夫人彭氏族属初探

1979年,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著名的阿斯塔那古墓地发现了北凉沮渠蒙逊夫人彭氏的墓葬(编号为79TAM383),经过清理,出土了一件帛书随葬衣物疏,以及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物。这些出土文物,虽然与该地区同期其他墓葬出土文物并无太大区别,难以显示墓主的身分地位和出身族属,但无疑仍是近年来该地区考古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甘肃省泾川县2020年新发现北朝佛教造像碑研究

2020年,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新发现三件北朝石刻造像碑,均镌刻造像记,其中两件北魏造像碑纪年明确,为景明三年（502）和神龟元年（518）,景明三年碑为目前泾川所见纪年造像最早者。另有一件无纪年造像碑,推测为北周时期。从造像题材和造像特征来看,北魏造像碑受到了云冈石窟和关中地区造像风格的影响,为考察泾川乃至陇东地区造像演变提供了新材料。造像记表明,三件造像碑由梁氏家族供养或由梁氏作为结社首领参与造像,供养人族属反映出当时泾川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     

内蒙古新发现元代铜火铳及其意义

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一件有明确纪年的元代铜火铳 ,该器发现于元上都遗址东北达特淖日之东。铳型为碗口铳 ,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文铭文 ,词义译为 :大德二年于迭额列数整八十。“大德二年”为公元1298年 ,“数整八十”为编号。以往发现的火铳有明确纪年最早的一件为元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 ,而大德二年铳则比其早了34年 ,因而成为目前所知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北魏至隋唐时期纪年石刻造像风格分析

曲阳修德寺遗址于1953—1954年出土2200余件北魏至隋唐时期石刻造像,其中有纪年刻铭的计247件,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今河北博物院。在对河北博物院收藏的28件典型纪年造像作重点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故宫已公布造像中88件有纪年者,按其造像风格分四期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梳理了其艺术风格之演化规律,探讨了其风格来源、传播方向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