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江南水利志》研究

一、引言江南,是一个内涵非常宽泛的地域概念。《江南水利志》中的“江南”,根据《江南水利志》叙例所言,“对江北而言”,指今天的上海和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这里河港纵横、水域广阔,有利于发展灌溉、航运和渔业,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但是因     

大运河江南长江运口文化内涵初析

正长江和大运河在镇江、扬州交汇,航船在此出入江河,在江北形成扬州长江运口,在江南形成镇江长江运口。江南长江运口在历史上先后历经了丹徒口、甘露口、大京口、小京口、谏壁口五次更替,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2019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在"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部分特别强调了16项保护工程建设,其中包括"长江运口"展示工程,这充分体现了国家规划纲要对长江运口重要节点作用的重视。     

江南吴歌名曲《乌夜啼》本事出于昆山

<正>繁盛于南朝时期的江南吴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艺术瑰宝,《乌夜啼》便是江南吴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歌曲曲牌之一。李白、李煜和陆游都曾以《乌夜啼》曲牌写过诗句,其中最经典的是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近千年来,《乌夜啼》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美好的情感书写,具有浓郁的古典意蕴和抒情色彩。这首著名的江南吴歌名曲产生于东晋时代,故事的产     

恽毓鼎《南游记》中的江南风物

<正>《南游记》是晚清时期以日记形式写成的一部游记。作者恽毓鼎曾任清朝史官十九年,"遇事陈奏,两宫未尝不称善"(张维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卷9,第26页),为人处事颇为上层所称道;故而得以屡任要职,并随侍光绪皇帝,成为皇帝身边为数不多的近臣之一。恽氏所作之《崇陵传信录》,为记录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而其所留存之《澄斋日记》,亦保留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与日常生活细节,被学者称为"难得的清王朝亡国     

上海市方志办编辑出版《江南文明通鉴》

《江南文明通鉴》旨在探索《通鉴》体例,既概括江南文明整体情况,梳理发展脉络,又突出人、事、物,提炼江南文明特点特色。《江南文明通鉴》所记载的江南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发展轨迹和历史具象能够为读者勾勒出江南文明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更在今天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为江南文明进一步提神增韵,发扬光大;能够为决策者参考、阅读者借鉴,在推进上海文化品牌建设.     

《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评介

正2019年,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以下简称文集)一书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该书为出版社策划的"博文自选文丛"之一,作者从其执业以来写作的150余篇文章中遴选18篇,结集付梓。全书45万余字,分为社会治理、商品贸易、商人商帮、江南经济、江南人文和江南文书六个单元。书中所收论文,最早发表于1989年,最迟为2018年,前后跨度近30年。通读该书,笔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体会。一是作者治学不分畛域,且多能预学     

苏州，引领江南风骚500年

正两千多年以来,江南八府一州的代表和核心地有变化。江南,古为蛮荒之地,至南朝,"江南"的地理文化概念悄然而起。南朝梁代丘迟《与陈伯之书》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是劝降对方投降梁朝,这通书信义正词严地斥责对方叛国投敌,晓之以理,同时丘迟这位吴兴(今浙江湖州)文士以江南风情动之以情。果然收到奇效,陈伯之率八千人南来归降。"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江南"的名声大震,     

江南无“宗族”与江南有“宗族”

最近看到日本著名学者滨岛敦俊教授《江南无"宗族"》一文,以及围绕江南究竟有无"宗族"而与中国学者展开的讨论(见《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292页),这让我进一步明白滨岛教授关于江南无"宗族"的具体含义。因为2009年11月在温州召开的"中国东南地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常建华教授曾提及滨岛的这一观     

处处是江南:中国古代耕织图中的地域意识与观念

从南宋楼璹《耕织图》始,我国历史上先后创绘了几十套体系化的耕织图,而它们基本上又是以"江南"为具体描绘区域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唐宋以后"江南"的重要地位及其象征意义直接相关的。首先,农业经济的发达使"江南"成为重农、劝农的"示范"之地;其次,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加之创作者心目中的江南情怀与意识,促进了"江南"场景的表现与传播;再次,作为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隐喻与象征,使"江南"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这一现象背后,深刻体现出古人的地域意识与观念。     

沿着马可·波罗的道路(上)——从红其拉甫山口到敦煌

七百年前,马可·波罗横跨欧亚大陆来到中国,他的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成为几百年来的传奇。作者沿着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路线探险旅行,沿途所见所闻趣味盎然。     

《江南》文学季刊问世

浙江省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季刊《江南》,定于八一年第一季度创刊。《江南》力主思想解放,旗帜鲜明,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贯彻“双百”方针。《江南》以发表中篇小说为主,同时刊登长、短篇小说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其中特别重视发表继承与发扬鲁迅光荣传统的杂文。创刊号的中篇小说,有触及当前社会矛盾的《捕鱼人家》(作者叶宗轼);曾以手抄本流传的描写一个女大学生遭遇的《苦难的青春》(作者巴陵);曾以手抄本流传的控诉反动血统论的当代“孤星血泪”     

穿堂风——在江南穿弄堂

说起江南的老弄堂,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于是,一条条原本默默无闻、或曲或直的灰白小弄,便有了一份扑朔迷离的情感。与此同时,江南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悠长而又浪漫的表情。江南弄堂一般都很狭窄、幽长,再加上弄堂两侧高墙的遮挡,因此弄堂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只深锁在江南烟雨中的洞箫。冬去春来,寂寞芬芳,忧愁彷徨以及旧梦与往事,似乎是它恒久不变的主旋律。所谓"宅弄深处,曲径通幽,不知深几许,行至尽头,豁然开朗,别有新洞天。"说的其实只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对生活在弄堂内的人来说就是他们最普通的生存空间,但对整个江南文化来讲,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这么说,弄堂就是江南的命脉。从高空俯瞰这些间隔交错在现代建筑与老宅之间的弄堂,它就像是一条条纵横交织的记忆线条,把江南的昨天、今天都编织在经纬之间。这其中既有最普通的市井生活、故事和传说,也有昔日名人的轶闻趣事,更多的是属于江南的历史文化,以及江南人家的那份难以割舍的精神依托。于是穿行在江南的弄堂之间,便成了一种解读江南的最好方式。     

关于《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的来信

关于《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的来信一读了《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刊载的《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一文（以下简称“隋文”），觉得其中多有不尊重历史事实，凭主观臆造的概念框架任意取舍史实之处。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还请隋文作者和有识之士指正。...     

江南四大才子墓冢今何在

正江南四大才子其实就是"吴中四才子"的演变,是指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祯卿四人。四人的生平《明史·文苑》中均有记载,都是吴县(今苏州)人,逝世后又均安葬在家乡苏州,但由于年代久远,又历经变迁,吴中四才子墓如今在何处呢?无可置疑的唐寅墓唐寅(1470~1 523),苏州人,字伯虎,又字子畏,别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述略

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述略王永平一、西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沉寂据载,春秋之时,吴、越立国江南,先后争霸中原,人物甚盛。降及秦汉,天下归一,江南之地士风不竞,几致消歇。搜寻《史记》、《汉书》等典籍。有关江南士人活动的记载很少。西汉初,行政管理体制上郡县与藩国...     

探寻遣唐使圆仁僧入唐路径

《大唐西域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三大文化游记。其中前两部又被誉为记录佛学东渐的姊妹篇。《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去印度求法的记载,而《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则是日本僧人圆仁来大唐求法的旅行日记。前者翻山越岭,征途漫漫,取得真经;后者破风踏浪,历尽艰辛,让佛学东传,修成中日友谊佳话。     

苏剧与江南文化

<正>苏剧是苏州的地方剧种,别名南词、对白南词、苏滩,由南词、昆曲、花鼓滩簧合流衍变而成,原是代言体戏文的素衣清唱。2006年,苏剧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江南是苏剧孕育发展的土壤关于江南的区域范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本文主要参考刘士林在《江南文化资源研究》^[1]中的划分方法,取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区域概念。“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     

江南制造总局的“强军梦”

正位于上海黄埔江西岸的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址之上,曾经坐落着举世闻名的江南造船厂。为迎接世博会召开,船厂已在2008年整体搬迁到长兴岛。在今天的上海市区地图上,只剩下"制造局路""局门路""局门后路"等地名,还能引起后人凭吊历史的悠悠遐思。这些路名中的"局",指的就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机器制造局、江南机器局、上海制造局、上海机器局、沪局     

修志不可忽视旅行记资料

旅行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可忽视。笔者自1984年起查阅地方史志资料的实践,深切感到,在新疆,应该充分地利用各种有关新疆的旅行记或考察记(以下简称为旅行记)。因为由古及今,行记资料不仅异常丰富,无所不包,而且比较系统、真实性强。这是修志工作中所不可忽视的。 一、旅行记的重要性 1、历史的传统。清代学者都十分注意收集行记。清代王锡祺在光绪十七至二十三年(1891—1897)所编《小方壶舆地丛钞》(包括补编、再补编)曾收集了洪亮吉《伊犁日记》,方士淦《东归日记》等十余种。光绪二十年(1894),同康主人编《中外舆地图说集成》一百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收录了方观承《从军杂记》,卷二十六有林则徐《荷戈纪程》倭仁《莎车行记》,卷二十七有洪亮吉《天山客话》等。 民国九年(1920),吴兴王文濡编成《新游记汇刊》,卷三十三收录了《新疆风土记》、《伊犁旅行记》,卷四十五单骑《西征日记》,并在序言中称此书“继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而作,力避重复所选为民国及清季之文。”其《新游记汇刊续编》卷二十六收有耐道人《阿尔泰山附近情形》,卷三十七有刘雨沛《西戍途中日记》等篇。     

民国时期《旅行杂志》视角下的贵州

1927年,"中国旅行社"在上海创办《旅行杂志》,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本旅游类刊物.《旅行杂志》由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策划和创办,"中国旅行社"经理朱成章负总责,聘请《申报》赵君豪主编务,画家张振宇负责美术.《旅行杂志》从1927年创刊至1954年7月停刊,共出版28卷316期,2600多万字.据统计,《旅行杂志》中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