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编辑部

<正>《文物》编辑部:贵刊2014年第9期刊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和拙文《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我从国外回来刚刚看到,发现二文存在编辑工作上的严重失误。     

更正

<正>《文物》2014年第9期《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中有如下错误,在此向作者和读者致歉,现更正如下。(一)第25页,图五三的器物照片改为图五四的器物照片,图五四的器物照片改为图五三的器物照片。     

凸瓣纹银、铜盒三题

所谓凸瓣纹银盒,是对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坑[1]及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2]出土银盒(图一∶1、2)的通称,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在盒身和盒盖上捶揲出凸出的辐射状花瓣纹[3]。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中出土了4件铜盒,器物的整体造型与上述两件银盒一致(图一∶3)[4],可称为凸瓣纹铜盒。此类采用捶揲工艺制造的银器和铜器,在造型与制造工艺上均与中国传统迥异,其在中国的出现应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对此学界已有定论(见下文)。但至少还有3个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一,关于凸瓣纹银、铜盒造型的渊源。第二,多数学者认为,凸瓣纹银盒…     

评《中国圣火》

1996年对于孙机来说,是一个丰收年,他与我合著的文物丛谈续集《寻常的精致》一书在该年9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后不到三个月,他的学术论文集《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又已面世。《中国圣火》书中收集了他近年写成的学术论文15篇,包括《中国圣火》、《玉具剑与(?)式佩剑法》、《百炼钢刀剑与相关之问题》、《东周、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步摇·步摇冠·摇叶饰片》、《五兵佩》、《固原北魏漆棺画》、《凸瓣纹银器与水波纹银器》、《七驼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玛瑙兽首杯》、《唐·李     

西辛战国墓银器铭文释读斠议

对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所出银器铭文进行重新释读。原释"又卅"合文应为"■",即量名"升";"■"与齐陶文的"■"意义相同,表示校量验证的确认证明;"平"和"■(容)"分别表示对银器容积的测定或记录。     

陕西何家村巨额藏宝之谜

惊世发现 1970年秋天,陕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上,人们在挖掘地基时,偶然发现了两只陶瓮和一个银罐.在陶瓮和银罐中装满了珠宝玉器、金银器、珍贵药材、各种钱币. 经过清点后发现,宝物的总量居然达到了1000多件,数量最多的是金银器,金器总重量14.9万多克,银器总重量19.5万多克.其中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的有3件,它们是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定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的有数十件.     

酒船与槎杯

《收藏家》杂志2002年第10期曾发表一组两件出自湖南澧县澧南乡的元代银器,介绍文章称它为“莲瓣形舟杯、海浪纹银托盘”。椭圆形的托盘长22.2厘米,里面作出翻卷的海浪,浪尖上托起一叶轻巧的莲舟,舟中端坐一老翁。这两件一套的银器应是酒具,杯名作酒船,杯、盘合称则为“银船盘盏一副”。元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卷三“公用银器”条有“镀金船台盏一付”和“镀金台盏一付”,可证。所谓“台盏”是酒杯与酒台子的固定组合,若酒杯与杯盘为一套,便是“盘盏”,那么银酒船与承盘的组合,自是“银船盘盏一副”了。酒船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饮酒…     

丝绸之路

<正>本图录的出版是为配合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宣传"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图录共收录精美文物400余件,以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内陆省份出土的文物为主,也有部分东南沿海省份出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文物,其中既有国内文物,又有外来文物。器类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铅器、玉器、石器、木器、陶器、瓷器以及丝绸织     

新疆吐鲁番市台藏塔遗址发掘简报

台藏塔遗址是目前新疆境内保存较好、体量最大的唐至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单体佛寺遗址。200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台藏塔佛塔1座、墓葬2座。台藏塔为一座平面呈"回"字形的方形佛寺遗址,由塔身、外壁佛龛等构成。两座墓葬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随葬器物有陶器、金器、银器、铜器等。     

白银时代 中国外销银器特展精品赏析

<正>中国银器制作的历史十分悠久,夏商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银器(甘肃玉门火烧沟银鼻饮),至春秋战国时期渐趋普遍。在此后的数千年里,银器因材质稀少珍贵、色泽纯洁柔美而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与之相随的是,银器制作工艺也不断提升和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门类。在中国的银器发展史上,晚期的外销银器一直不为人们所认识。这些器物数量有限,又散落     

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金银器属性探讨——以莲花图案为例

何家村窖藏的发掘已经有四十多年,其归属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果全部是日常生活用品,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整齐划一地使用了莲花纹饰的器物?又怎么会在同时期其他场合找到与之如此相近的舍利容器?本文试图通过与佛教造像上佛座的莲花纹饰、法门寺供养器上莲花纹饰以及法门寺特色舍利容器的比较,认为何家村金银器属于皇家专用,且属于皇家的佛教供养器物。     

良渚玉器三题

(一) 什么是玉?古人是怎样认识玉的?这是我们讨论良渚玉器时首先碰到的问题。闻广教授写道:"我国古玉主要是软玉,而中文宝石硬玉另有专名翡翠。所以长期以来中文玉的音译yù,已成为国际上宝石学中的通用名词,即等同于矿物学中软玉的专用名词。"按照地质学矿物的分类,它是属于角闪岩中钙角闪岩的一种,"是一般具有交织纤维显微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矿物。"但并非透闪石或阳起石就是软玉,只有具有交织纤维显微结构(软玉结构)的     

“其昌”银店及其外销银器

<正>外销银器是中国银匠按照西方银器的式样,采用中国传统的制作工艺。生产制作并销售给来华的西方人或接受洋风的中国人使用的金银类器皿。根据目前外销银器的流传现状可知,最早的外销银器始见于康熙年间,兴盛于乾隆至道光年间,清末至民国持续发展,前后延续200余年。早期的外销银器主要产自广州,五口通商之后慢慢向香港、上海及近代以来的开埠城市扩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谕令的颁布,广州成为西方商人海路来华贸易官方唯一许可的通商口岸,广州由此垄断中西海路贸易近一个世纪。广州工匠凭借着敏锐的商业洞察力、精湛的手工技艺、     

外有玄机内有乾坤的瓣纹银盒

<正>提及中国古代较早出现的银盒,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应该是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陪葬品(见图1)[1]。该器物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和特征,俯视观察其瓣纹片数为26(见图2),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来自波斯之物,原因在于此银盒与波斯生产的瓣纹银碗外形特征上十分相似(见图3)。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陆续在山东、安徽、云南、江苏等地的一些大墓中发现了具有这样类型特征的器物,不但有银质的,还有铜质     

蒙古国突厥考古获重大新发现——毗伽可汗墓地出土大批文物

内蒙古文物考古代表团赴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考察证实,近几年来蒙古国在突厥考古方面取得了重大新成果。2001年8月,由蒙古国与土耳其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蒙古旧都——哈喇和林之北大约45公里的突厥毗伽可汗陵园,发掘出土了总计2800余件珍贵文物,并称其为“毗伽可汗的宝藏”(Treasure of BilgeKhagan)。目前,这批珍宝收藏在乌兰巴托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分为金器、银器、铁器、铜器、宝石、纺织品等六大类。其中,金器中包括金腰带、黄金动物雕像、金冠、金牌饰、金耳环。在这些金器中最为重要的是一项刻有鸟纹浮雕的金冠,上面还…     

齐量制刍议

齐国量制本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从战国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与其他诸侯国量制趋于统一,"斗"进入齐国量制系统。这一过程并非是突然发生的,"斗"初始用"/卮"来指称,在《考工记》中"豆"这一旧量单位被借用来表示"斗",直到战国末期"斗"方正式成为标准量制单位。     

江陵九店东周墓年代下限的讨论

《江陵九店东周墓》发掘报告提出该墓地有34座墓葬属于白起拔郢之后的战国晚期晚段墓,本文认为该发掘报告结论中的类型学和年代分析依据都值得商榷。34座墓葬中大部分墓葬随葬品组合和器物的年代特征,都不能确定属于战国晚期偏晚。从社会背景看,白起拔郢后楚国人口大部分东迁,在九店一个墓地就发现34座楚墓,且墓葬中随葬较多青铜兵器,这些都与当时社会状况不符,因此我们应该对江陵地区战国晚期晚段的墓葬断代谨慎处理。     

畅享泰式新年之旅

农历兔年春节刚过,阳春四月,慵懒的你是否还想重温新春佳节带来的欢愉气氛?素有"世界上最爱过年国家"之称的泰国也将在四月里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泰历新年"宋干节"。"虽过西洋年,亦过中国年",真正属于泰国人的传统新年则是每年4月13日起一连三天的宋干节,同时也被称作"泼水节"。     

燕山南北地区发现的史前石容器及相关问题

石容器作为我国史前考古的一种重要遗存,集中发现于燕山南北地区.本文认为,燕山南北地区舍石容器的考古遗存基本属于筒形罐文化系统;石容器不是一般的器皿,应该是祭祀或行巫术的辅助工具;我国石容器的出现,并不晚于陶器,探索其起源与文化传承,将有助于燕山南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分期研究.     

河北卢龙蔡家坟遗址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2013年6~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在蔡家坟遗址发掘了一批战国瓮棺葬和土坑墓。瓮棺葬均为儿童墓,瓮棺由釜、瓮、盆三种陶器组合构成,均没有随葬器物。土坑墓分布有一定规律,出土器物有陶鼎、豆、罐、壶、盂和石璧、石片等。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和出土器物判断,瓮棺葬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土坑墓的年代可分为战国早、中、晚三期。瓮棺葬、土坑墓的基本特征与燕山南麓地区、辽西地区的同类墓葬基本一致,土坑墓还具有自身的特色。此次发掘为讨论燕文化的传播、扩张以及本地葬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