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眼睛向下看的学问——在田传江同志与北师大研究生座谈会上的致辞

今天我们请来座谈的田传江同志是一位地方学者,既不是北京大学的,也不是社科院的,他是来自山东的一个乡镇干部。我们民俗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眼睛向下看的学问,我们研究的东西主要在底层,如果要理解民俗,不仅需要有理论上的知识,更需要有民俗志方面的知识,就是应该把眼睛放到底层。     

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

民俗复兴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俗学顺势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中国民俗学的多方面学术积累进行一次定性评估,有助于达成一种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总体认知:中国民俗学已然完成一次理论转向和方法更新,已然与所处的社会全面建立起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其潜在的发展趋向已经清晰可见,相较于以前的文史性的遗留物研究,中国民俗学已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并内生出成长为一门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趋向。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向,并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将为中国民俗学开创一个新时代。     

社会变动、“生世界”与民俗

民俗学源自17世纪意大利的维柯,在18、19世纪反启蒙主义、反霸权主义的社会脉络中,由德国的赫尔德、格林兄弟等大力推进的文献学,与莫泽尔的乡土社会研究合流而形成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各地形成了独自发展的学术领域。民俗学这门学问是关注在与霸权、普遍、中心、主流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展开的人之‘生’,通过对包含二者关系在内的内在理解,产生新的见识,将以前者为标准形成的知识体系相对化并超越。如此定义之下的民俗学如何才能接近现代人之"生",这一问题十分有必要从其理论框架进行思考。     

新形势下的新定位--关于民俗学的"民"与"俗"的新思考

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了。从这个学科诞生的那天起,关于“民”和“俗”的定义的争论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因为这是所有民俗学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确实关乎民俗学学科的基本定位和发展方向。     

悲悯的歌

“麻风村”对我们只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吓人,又有点刺激的话题,遥远地飘在恍惚的天边。世纪之交。一个偶然的机会,杨理合医师——一位圣徒般的老人领我们走进了这个今天已不足一万人的麻风群落。     

范·根纳普及其《通过仪礼》

一 1936年，在《民俗学与通俗读物》一文中，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杨垄博士曾这样介绍法国民俗学家汪继乃波氏民俗学的定义：“民俗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特别以乡下人与乡村生活以及工业与都市环境内所遗留的乡村生活之遗迹为对象的”（杨垫，1936：7）。同年，杨成志在其文章中也提到民俗学的这个定义，并指明该定义说明了民俗学的“目的不仅限于历史，却在其直接的研究”之内涵（1936：2）。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既是民俗的又是历史的

首先,今天参加这个会,我和大家有一个不太相同的,特别和萧放教授比较起来,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触。面对这套书,我更多感到的是一种歉疚。钟老在安排这套书工作的时候,从开始拟作者名单的时候我都在旁边,他希望我把明清卷承担下来,因为知道我做明清史,又跟他学民俗学,做民俗学意义上的民俗史有点优势,现在这套书的作者具有这种学科背景的可能只有萧放,所以他希望我能承担这一卷。     

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

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五四文化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发展而来。钟敬文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同时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当代我国民俗学面临着五四文化模式所不能解决的世界文化多样性问题,也面临着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的精神文化建设问题,因而要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转向国家文化模式,促进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其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     

中国民俗文化学纵横谈——高国藩教授访谈录

伴随着风风雨雨,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艰难历程。在国门大开、改革开放春风扑面的今天,如何使这种本乡本土的本色文化与时代的需求相合拍,如何将这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新形势下的“民俗学”又该如何界定,等等,已成了摆在每一个民俗学研究者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最近,笔者走访了著名民俗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中文系高国藩教授。 ○ 高先生,你从事民俗学研究已经80多年了,请您谈谈对我国民俗学研究发展概况的总体认识好吗? ● 好。我国民俗学从“五四”以来才发端,至今不过70年时光。新中国建立前的30年,我国沉沦于苦难中,内忧外患,战争不断。尽管如此,民俗学还是走过了它艰难创业阶段。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都曾先后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心。抗战八年,民俗学研究中心转到西南大后方。这一阶段民俗学研究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立足于办各种民俗刊物.二是立足于下乡调查写调查报告.林惠祥《民俗学》与方纪生《民俗学概论》均于1934年出版,虽然都是6万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