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廷鼓吹乐的政治功能述论

汉代宫廷鼓吹乐是中央集权制的产物,频繁使用于各类宫廷重要礼仪活动中,并非单一的"音乐"事项,而是承载着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西汉宫廷鼓吹的专享性使其成为彰显帝王专权的重要媒介与象征符号;鼓吹赏赐在镇抚边远辖区,重构区域关系,统治异域民族,奖励军功,树立功臣典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于招待外邦君主的殿廷宴享鼓吹成为汉朝皇帝宣扬国威、抚慰外邦的政治举措;殿廷典仪鼓吹的"发号施令"使君臣关系以及皇帝在朝政中的极端重要性被再次强调;天子卤簿鼓吹的浩荡景观成为夸耀武力、威慑臣民、展现秩序、凸显权力中心的有效手段。     

“渤海乐”性质的文献学考察

第一,渤海横向传到日本的"渤海乐"是足以代表渤海国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其对渤海而言,则称之为"本国乐"或"本国之乐";其在他国(如日本)而言,则被称为"渤海乐"。第二,渤海纵向传给其后裔女真的"渤海乐"仍然是足以代表其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与横向传入日本的"渤海乐"性质相同;第三,南宋时期由金朝传入中原内地的"渤海乐"还是足以代表渤海国主体民族传统的音乐,其性质仍然未变。第四,从"渤海乐"的最早出处——日本六国史的第二部即《续日本纪》相关史料的考察,到中国正史《金史》、《宋史》中相关史料的检索,目前尚未发现足以对"渤海乐"性质产生怀疑的任何史料,更没有发现"渤海乐"就是"高丽乐"的任何证据。     

汉唐墓葬遗存中的鼓吹乐

<正>目次一鼓吹乐的表现形式与类型分析二鼓吹乐的形成、发展与消亡三鼓吹乐的形成动因与文化内涵四结论文献中鼓吹之名始于汉代,起初专指天子宴飨之乐,至东晋亦泛指各种音乐。鼓吹乐则借用了鼓吹之名,但内涵在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致。本文所讨论的鼓吹乐形成于东汉时期,并逐渐融入军乐范畴,至南北朝前期专指军乐。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在各种礼仪场合均有使用,逐渐成为礼乐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从组合形式来看,鼓吹乐在狭义上可分为两个部分,     

《乐府诗集》"鼓吹"概念考论

《乐府诗集》卷十六到卷二十列"鼓吹曲辞",在"鼓吹曲辞"部分郭茂倩对鼓吹作出了自己的概念判定,他的概念判定主要依据的前代文献是《宋书·乐志》.在"鼓吹曲辞"的题解中郭茂倩首先列出了《宋书·乐志》中关于鼓吹的记载,然后对其部分观点进行反驳,从而确定了自己的鼓吹概念.郭茂倩对《宋书·乐志》的观点认同的是,鼓吹曲为军乐.对《宋书·乐志》的观点不认同之处有三:其一,《宋书·乐志》认为鼓吹和骑吹"二曲异也",郭茂倩认为二者的区分并不严格;其二,《宋书·乐志》认为鼓吹之名始于魏晋,郭茂倩则言:"短箫铙歌,汉时已名鼓吹,不自魏、晋始也."其三,对短箫铙歌的认定,《宋书·乐志》言:"鼓吹,盖短箫铙哥."不是很确定.郭茂倩言:"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认为短箫铙歌只是鼓吹曲的另一种叫法,进而还得出了"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的结论.[1]郭茂倩在对《宋书·乐志》的驳论中确立了他的《乐府诗集》的"鼓吹"概念.     

《韶》乐形制考

《韶》乐的艺术形制,古人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根据传世文献,结合出土文物,我们认为,形成于虞舜时期的《韶》乐,是有乐、有舞、有诗的大型乐舞,是载歌载舞,乐、舞、诗结合的综合艺术,其艺术形式是乐、舞、歌三者的统一。《韶》乐的表演,以"九成"作为其结构方式,将乐、舞、诗这三个部分有机结合起来。     

龟兹乐

龟兹乐对我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音乐文化曾经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对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当代维吾尔族乐舞闻名遐迩,据史家研究亦源于龟兹乐,并在继承中予以发展。龟兹乐的乐器和舞蹈形象,在库车、拜城等古龟兹国石窟寺壁画中有栩栩如生的反映,这些壁画应是龟兹乐的真实写照,是龟兹乐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

2001年5月 ,在咸阳市秦都区平陵乡 (现属双照镇 )抢救发掘了一座古墓。墓地位于西汉昭帝刘弗平陵封土西侧 ,是斜坡墓道带一长方形天井的方形单室土洞墓 ,未遭盗扰。出土遗物包括骑马鼓吹俑、女坐乐俑、女侍俑、牛车、轺车、铠马等仪仗出行俑群以及日用生活器模型仓、灶等 ,种类丰富 ,组合完整。特别是由十六骑组成的鼓吹乐俑中 ,有吹角者8人 ,击鼓者7人 ,吹排箫者1人 ,极为引人瞩目。说明墓主人可能是身份较高的军事首领。此墓年代判断为十六国时期 ,或当前秦、后秦时代。     

倪瓒《乐圃林居图》考

本文从《乐圃林居图》中所提供的信息,并结合诸多文献记载,详细考评了倪瓒的创作缘起和具体创作时间,指出《乐圃林居图》不但是倪云林少有的绢本、大幅杰作,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倪氏有生之年的最后画作,堪称绝笔。文章还通过收藏印记的辨识,对画幅在明清时代的流传经过及倪氏伪本、仿本进行了梳理,以此说明这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     

谈李助忻晚年粤乐创作思维之变

粤乐作为中国一个颇具地域色彩的民间乐种,从起始以来就不曾终止求变、善变的步伐。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作曲家李助圻,选择了遵循原曲意境的传统阐释作为创作基础,并在求新之道中融入自我理解,力求充实音乐描绘和塑造的具体形象,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本丈回顾了岭南本土作曲家李助圻的粤乐创作实践成就,并通过其逝世前陆续创编的三首传统粤乐作品,评述作曲家晚年创作思维的转变轨迹。     

先秦编钟组合的礼制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古文献记载的编钟编列与等级,将考古出土的编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比,认为《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形式是有的;但是《周礼》记载编钟的"乐县"等级与考古发掘所见到编钟组合形式不完全符合。本文论述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认为《周礼》所载是战国以后的理想化模式,不是西周时期的礼制。编钟的组合规制与贵族的财力、国力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音乐的发展,编钟的组合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