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玉牒”探析

皇帝家族的家谱称做“玉牒”,清代“玉牒”记载翔实,装帧华丽,是我国唯一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家谱”。清代“玉牒”详尽地反映了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人口繁衍等方面的内容。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和发掘“玉牒”的史料价值,本文从清代“玉牒”的纂修、宗室“玉牒”、觉罗“玉牒”三个方面作一略述,并简要加以分析,以供史学界参考和借鉴。     

清代玉牒如何运至盛京

清代《玉牒》,是清代皇室家谱。它以记载翔实,装帧华丽,卷帙浩繁,书体巨大,装订绝妙,成为谱牒中的极品,并且世间仅存两份,一份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份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那么清代《玉牒》是何时?又如何来到盛京(沈阳)的呢?笔者利用辽宁省档案馆所存档案,就清代《玉牒》由北京运至盛京的方式,进行简要叙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     

清代东北满族史的一部拓荒之作——《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评介

最近,张杰、张丹卉合撰的《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一书问世了。全书38万字,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张杰先生是我尊重的学长,张丹卉女士是我多年的同道,我们之间可谓相知相契甚深。张杰先生早年即矢志清史、满学,曾师从李燕光、徐恒缙、孙文良、戴逸和郭成康等国内著名清史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平时澄心绝虑,严谨治学,取斋名为北陵水滴石斋,尝以振兴辽宁清史、满学为己任,先后出版了《清代科举家族》、《满蒙联姻》、《满族要论》、《乾隆帝》、《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等多部有影响的清史和满族史著作。张丹卉女士作为年轻学者,颇具活…     

清代上驷院简论

上驷院是清代特设的机构之一,专为皇家管理马匹、车辆,直属于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清代的上驷院虽然只是管理具体事务的机构,但它的职掌,在诸多方面都关联着国家政务的实施。可是,在清史研究的广泛课题中,对上驷院的研究,还很难引起学者的重视。本文仅就清宫所存的上驷院档案,对其作简要论证,并向清史界学者介绍这个机构。     

《清代稿抄本》(第一辑)的编辑、出版与史料价值

<清代稿抄本>(第一辑)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06年正式批准立项的重点文献整理项目.全书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孤本)、抄本和少量稀见刻本为影印对象,收录清代未刊日记22种、未刊诗文集144种、清末广东咨议局相关档案文献22种,编成大型清代文献汇刊,第一辑包括正度16开本50册、约合5400余万字.<清代稿抄本>是清史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对清史纂修,特别是深入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学、学术、对外关系以及岭南区域史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旗鼓佐领考辨——兼论有关清代包衣的若干问题

清代的各级包衣旗下组织,是八旗中的一个独立系统。不论它的历史渊源、组织职掌,还是其成员的身份、地位,与外八旗相比均有许多不同之处。因而清代的包衣组织,是清史与满族史研究中一个不应忽视的     

《清代典制》读后

《清代典制》读后定宜庄清史成为史学界的热点已有十余年,至今方兴未艾,但作为清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可以说是基石的制度史研究,却存在着诸多空白。近年来,虽亦见有关清代中央及地方官制以及科举等方面的著作及文章问世,但对于清制中更为广泛的其它方面,诸如...     

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卓绝拓荒──马汝珩教授学术成就述评

清史研究若从孟森、萧一山诸先生相关著作问世作为起始,至今尚不及百年历史,但清史研究已成为在中国断代史研究中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且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日益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在清史研究诸多方面中,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为中外史学家关注,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进入本世纪80年代以后,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一、二册①首开先河,将清代边疆民族史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所论命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把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近20年来有关清代边疆民族史新的研究成果…     

《清代诗文集汇编》立项与编纂选目述略

《清代诗文集汇编》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以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阅读需求、策应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为宗旨。     

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述评

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述评倪玉平清代政治史研究一直是清史（１８４０年以前）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它涉及的研究范围包括职官、政策、人物、外交、事件和会党等诸多课题内容。９０年代以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也渐趋明...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