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经历过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12月爆发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5月,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中共党史著作对此多有叙述,然而往往没有注意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且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特别是1942年这一年,蒋介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为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面对蒋介石会商国共关系,后因周恩来的反对,而改派林彪到重庆见蒋介石。最终双方因差距过大,谈判不了了之。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     

“黄色工会”问题的再研究——以上海邮务工会为中心

"黄色工会"是中共对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所谓"体制内工会"的统称,在当时受到了中共激烈批判。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这一称谓在中共的文件中基本消失了,但1949年后,中共党史专家又进一步诠释了"黄色工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研究1927-1937年间国统区工会组织以及工运历史的基点。由此,"黄色工会"也从政治范畴逐渐进入到学术视野中。而上海邮务工会更是被党史专家称为典型的"黄色工会",并归纳出"改良主义""党化"及"帮会化"等特征。然而,当对这些特性一一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梳理与分析时,会发现中共话语中的"黄色工会"只是一个政治概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最初只是在特定区域为"剿共"清乡而创设,随着国共战争区域的扩大,国民政府逐渐将这一制度定为一个常设的地方行政制度,从而在省县二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增加了一个中间层级。本文拟对此制度的创设及得失作初步探讨。     

胜利的灾难

194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一年。这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共双方彼此的胜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根本没想到,仅3年后自己几百万武装精良的军队竟全面溃败,不得不仓皇出逃;而共产党当时也没有料到,在人     

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50年

要想完整地说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很难把目光仅仅局限在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这８年时间,因为这８年之所以能够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国共关系,是从１９３６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开始的,而这种关系的结束,又是到１９４６年才最终结束了的。这也就是说,谈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当然,既然是国共关系,就不完全等同于“国共合作”,因为合作一词实在无法完全涵盖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概述的研究时限当从１９３６年起到１９４６年止,讨论的对象…     

南昌起义中的爱国华侨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从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告终。在蒋汪勾结、宁汉合流已成定局这一形势下,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南昌"八一"武装起义。这是以武装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政策,和挽救革命的尝试。     

是三方协商一致,还是美方决定?——1946年军事调处中有关“美方决定权”的争论

"三方协商一致",是1946年初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议、国共双方认可的调处国共冲突工作的一项核心原则。因此,任何对这一原则的重大修改必然会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自1946年3月底军调部美方委员提出准许给予执行小组美方成员以决定权,至同年6月底三人小组通过《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国、共、美三方围绕赋予"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展开了两轮长达近3个月之久的争论。这场起初由军调部美方代表提出、继之由蒋介石挑起的重大原则争论,对于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成功与否、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与结局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态度

抗战胜利之初,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和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了一次谈判。对这一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态度却意味深长:先是因预判中共不敢赴会而"假戏真唱"进行宣传,当得知毛泽东亲赴和谈后慌忙调整编辑方针,刻意忽视中共的影响力、淡化和谈的报道,还曲解报道《会谈纪要》的内容……这一切,实为蒋介石政权对国共和谈态度的侧面表征。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修订本)

该书讲述的是1944—1946年以国共关系为中心的中国政治史。在此前的20余年中,国共关系几经波折,这一次波折乃是最后一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其形式和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它直接表现为国家政体和国家秩序的转型;更确切地说,最后一次国共关系变化引出了国家秩序的转型,并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这一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终分野。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     

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

抗战中期,以华北摩擦和皖南事变为标志,国共矛盾激化。但在此一阶段,国共双方军队在战场上仍给予对方一定的配合。中共发动百团大战有打破日本进攻西北计划、影响全国战局和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战略意图。在百团大战中,国民党晋南部队给予八路军以一定的配合。在中条山战役中,中共军队也应国民党请求,在敌后出击,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这种配合反映出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历史事实。但由于国共间的矛盾,在这两场战役中,国共双方彼此都没有给对方以最大的支持。这在一场全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中,也不是一件没有遗憾的事情。     

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对皖南事变起源的新分析

抗战初期的南调命令是国民党在发展和维护它的华中敌后利益,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利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尤其因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以来共产党在华中采取攻势策略,国民党更显缺乏心理和策略准备,南调命令最终在国民党内外重重阻力下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国共关系史上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皖南,国共都因为南调命令而发生了策略变化,两党由此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直至事变发生.     

《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

<正>抗战结束后,东北地区在历史演进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国共对东北的争夺,不仅事关东北一地的控制权,而且牵动双方的全盘战略部署。东北一度成为中国政治军事形势演进的焦点,并由此影响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本书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冷战为大背景,以国共关系和国共对东     

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进行之间,我没有参加,只是在1937年5月至9月,我参加了这个谈判。蒋介石为什么不前不后要在这个时候让我参加?我估计我是他手中的一张"牌",这时用得着我所搞的那一套,所以把我这张"牌"抽出来,打出去。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抗战后期美国调处国共关系始末(上)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曾派总统特使赫尔利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国共关系是如何恶化的?美国为什么要直接插手国共问题?赫尔利是如何调处国共关系的?最终结果如何?《抗战后期美国调处国共关系始末》一文作了详细介绍。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国共之间的内战,为两党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一方面可加深对1930年代苏联对中国影响的理解,同时亦可深化人们对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认知.①     

周震鳞、周世正父子的抗战事迹

正认清形势,支持抗战周震鳞(字道腴,1875~1964年)于20世纪初期,追随孙中山、黄兴,参加了民主革命诸役,被誉为"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和共产党的诤友"。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携手合作抗日。得知这一消息,已在长沙定居的周震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

战后初期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曾一度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战争热点。这场斗争不仅是国共战略交锋的焦点,而且反映了美苏在远东又妥协、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全面研究国共和美苏这一时期在东北的斗争,有助于深入理解战后初期美、苏在远东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