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喀左卢家沟出土北魏佛教造像整理简报

造像发现地位于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哨镇卢家沟村。2006、2012年,两次征集造像,共14件。2016年,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对遗址再次进行调查,确认了历次出土佛教造像的具体位置。造像包括背屏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二佛并坐像以及若干块主题不明的背屏式造像、造像台座等,造像年代均为北魏。卢家沟集中出土佛教造像,并未发现寺庙遗迹,况且不少造像主尊头部缺失,可能是人为破坏。喀左地区此前仅出土一件背屏式石造像,卢家沟造像的发现,为研究本地区北魏时期同类佛教造像及佛教在此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张同标本文旨在把淮安东魏石造像放在南北朝佛教大盛、佛教艺术繁荣的背景中,考查菟罗佛教造像系统南传北上、南北朝文化交流和造像的独特风格、艺术成就及其演化渊源等。一、造像称谓之辩析《淮安发现东魏石刻铭文造像碑》（简称《发现报告》）称这件...     

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

1972年,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其中有长武县马寨乡司家河村出土的北魏造像残碑4通;长武县昭仁寺内出土的北魏、北周、隋、唐造像残碑7通,石造像3件,造像残碑头及经幢各1件。现将这批资料整理简报于下。     

略论洛阳出土佛教造像座的装饰题材

1979年洛阳出土了一件佛教造像座,其四侧线刻有精美的佛教人物,原简报认为他们的身份是菩萨和供养人等。经过笔者仔细分析,认为这件造像座上的装饰题材是地神与香炉、四天王奉钵、十大神王等。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卷首语

1995年5月,成都市文物部门在该市西安路发现一处石刻造像窑藏坑,出土南朝石刻造像9件。其中1件为道教造像,是迄今四川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道教造像;8件为佛教造像,1件圆雕阿育王立像为中原同时期造像所不见。造像中5件有明确的纪年铭文。这批造像雕刻精美,保存完好,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南朝造像。本期刊发了简报。山西天马——曲村J6、J7区遗址属周代居住址,1984年以来,这里经多次发掘,得知     

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历来较为少见。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主要出土地点集中在四川成都地区。清光绪八年(188年)在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曾出土百余件石佛像,1937年、1953年和1954年又在该遗址中出土200余件。1958年刘志远等编著的《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刊布了其中的纪年造像和部分残石造像,但详细报告至今未能整理出     

西安北周张子开造立佛像相关问题探讨

2004年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湾子村出土一批北周佛立像,其中一件有北周大象二年的纪年,因此该造像为北朝晚期佛教造像的研究提供了年代标尺。造像主张子开在发愿文中除了称颂佛法,为父母祈愿之外,还反映出北周武帝灭佛与宣静帝复法事件,以及柱国杨坚对佛教的扶持作用。本文就大象二年等北周佛造像对相关的佛教事件及历史背景,以及北周佛教造像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陕西延安富县拱桥沟石窟调查简报

2013年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对陕西延安富县拱桥沟石窟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石窟中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造像题记以及石窟形制、造像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该石窟作为有确切纪年的宋代石窟,在全国尚不多见,它的发现为研究陕北宋代石窟造像风格和佛教艺术提供了参考。     

散落海外的佛光神韵——记《大遣唐使展》唐代佛教造像精品

《大遣唐使展》中有几件散落美国、日本的盛唐时代佛教造像精品,它们是鎏金菩萨半跏像、“神龙二年”观音菩萨立像、龙门石窟如来头像、宝庆寺佛教造像。本文在考察造像的形态、制作工艺、艺术价值基础上,诠释造像铭文内容,并探究造像原所在地以及流出国外时间。     

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

1996年10月7日至15日,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在与本馆南侧相邻的一建筑工地,抢救清理了当地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寺院——龙兴寺遗址所属的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各类造像200余尊。这一发现,是佛教考古史上所罕见的,已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重要考古新发现之一。目前,这批造像正在整理之中,现将窖藏形制及部分造像的情况简报如下。     

《甘肃佛教石刻造像》评介

张宝玺先生编著的《甘肃佛教石刻造像》是—部研究甘肃佛教艺术的著作。该书不但是一本图录,更是一本研究论著,其中精选甘肃各地从北凉至明代各时代有代表性的石刻造像、铭记图片290余幅,共涉及石刻造像160余件,较为系统地描述了甘肃佛教石刻的分布、时代特点及艺术风格。     

《造像量度经》研究综述

《佛说造像量度经》是一部与“梵式”(或称“番式”、“藏式”)佛教绘画和造像的比例、尺度有关的重要经典.这些经典实际上来源于一个习见的婆罗门教传统。自乾隆六年(1741年)工布查布译就之后,中国学者鲜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者.本文综述了世界主要学者对此经典及与之相关的梵.藏文经典的研究成果,并就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新郑小乔乡刘氏家族造像与北齐民间佛教信仰

1964年7月在河南新郑市小乔乡同时出土了《刘子瑞造像碑》《刘绍安造像碑》《刘绍安造菩萨像》《刘陆虎造像》等四件北齐石造像。作者近年对其进行考察研究的同时,发现这是一组家族式造像,从中反映出北齐时期河南民间佛教信仰的概貌。本文将从造像内容、造像形式和造像记探讨其时盛行的民间造像之风,以及佛教在乡村社会所发挥的功能。     

孔望山摩崖三尊大石刻造像之考证

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除了唐代前后的佛教造像外,有少数为道教与世俗内容者,其雕造时代与佛教遗像有别。本文所要提出讨论的是摩崖中三尊最大的石刻造像。 这三尊大型大刻,曾有数文进行过论证,但由于考察方法不同,对其内容尚未统一认识。《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只是笼统地将其与周围佛教造像混为一淡;同期发表的《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一文,俞伟超、信力祥同志根据《东海庙碑》认为是道教造像;步连生同志在《文物》第九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探》中又认为是佛教造像;同期上,李洪甫问志在《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中,则论为世俗内容,并进而考证为“西王母”等。     

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

1990年6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商业街16号院地表下2米深处发现南朝石刻造像9件。其中2件有明确纪年,一为南朝齐建武二年(495年),一为南朝梁天监十年(511年)。这些造像都有背屏式莲瓣形大背光,题材主要有一佛二菩萨、一佛四菩萨、一佛四菩萨二力士及浮雕四弟子,另外还见双身佛像。造像的题材、雕刻技法和风格与过去发现的著名成都万佛寺造像、西安路造像相同,应是受南朝建康佛教造像样式影响的产物。     

陕西长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

1996年7月,陕西省长武县丁家乡直谷村发现一处佛教石刻造像窖藏,共出土砂岩质地的佛教造像24件。近半数刻有明确的纪年题记,多为北魏时期的作品,包括太和、景明、延昌等纪年。形制为背屏式高浮雕和背龛式高浮雕,题材多为一佛二菩萨二尊像。其中一件延昌二年(513年)造像,主尊为交脚坐弥勒,雕刻精美,彩绘尚存。这批北魏佛造像数量较多,时代较早,保存基本完好,是近年陕西佛教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北朝至隋关中地区佛教发展及造型艺术有重要意义。     

十一面观音

<正>在承德外八庙所藏文物中,以佛教造像为最多,其形态、质地、风格各异,充分体现了清代造像工艺的精湛水平。2003年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承德避暑山庄300年特展》上展出了一批外八庙所藏文物,其中一件十一面观音像堪称佛教造像中的艺术珍品。该造像通高139厘米,青铜质,面部鎏金,为清宫廷造像。整体由两部分插接组合而成,下为须弥座,上为观音立像。     

泾川大云寺遗址新出北朝造像碑初步研究

泾川古称泾州,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到陇右的重镇,佛教发展较早。北朝以来即有佛教寺院及石窟寺的开凿,隋唐时期更发展为佛教圣地之一,大云寺即为重要的佛教遗存,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泾川多次发现瘗埋舍利的地宫及佛教造像,2012年更发现了较大的佛教造像窖藏,造像碑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像碑多以反映北朝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极为流行的宣传大乘佛教思想的《法华经》及《维摩诘经》等内容为主,雕刻风格既有该地区的地域特点,又与长安地区的风格有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