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卣》铭诸释评议

《保卣》是解放后洛阳出土的一件著名青铜器,各家对其铭文的解读很不一致。本文认为做器者"保"应为召公奭,因他参加周初迁殷遗民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成王的赏赐,为其父文王作宝尊彝以示纪念。     

疏公簋续说

2007年,在香港发现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疏公簋",铭文反映出很多信息。结合文献认为晋国之前的叔虞之唐存在的时间为37年,此后迁封至晋,都城由唐之鄂迁到了晋之翼,即今天马-曲村遗址一带。在疏公簋铭文的末尾有一个族氏铭文"五",表明疏公属于"五"族,疏是其中的一个国族。结合晚商和西周早期发现的30余件"五"族器及铭文信息,讨论了"五"族的发展变迁和"五"族的族姓等相关问题。西周早期以后,"五"族铭文青铜器基本不见,说明此"氏族"已被周文化的"姓族"所取代或同化,而不再使用其族氏铭文了。     

新乡市博物馆藏“聑须婦■”青铜组器铭文考释

1952年在新乡辉县出土了一批商代晚期带有"聑须婦■"铭文的青铜组器,该组器为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礼器。本文对青铜器纹饰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组青铜礼器上铭文的含义和构成进行考证、分析,认为"聑须"应释读为族氏铭文,"婦■"应释读为父族之族氏名,"聑须婦■"应视为复合族氏铭文。     

太保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中,有一件大方鼎——太保鼎。这件鼎通高50.7厘米,口徑23×36厘米,四周均有图案花紋及觚凌,足的形状也很奇特,耳上各有两个立羊,羊头稍俯而四角相向。从形制上看,应是西周初期的东西。鼎腹內有三字,前两字釋作太保,系周朝官名,这个太保就是輔助周成王的召公奭。后一字吴大激不讖,收于說文古籀补附录中。朱     

襄樊市、谷城县馆藏青铜器

襄樊市博物馆在1977年建馆前后,从襄阳、谷城、枣阳等县收集到几批青铜器(图一),现将其中较有价值的作一介绍,供学术界参考。 "天"爵 1件。筒形深腹,三个三角形高尖足,流折处立双柱,腹饰一圈凸弦纹。通高21.5、口径8—14.5、流长6.5厘米。二立柱外面各铸一"(?)"字(图版叁:1),当为作器者族徽。"天"族族徽在商周金文中多见,此器"天"字和"天棘爵"铭文中"天"字相似,时代当在西周初期。"天"族青铜器多出在中原地区,此爵系原襄阳地区文史馆收藏,不知出土地点。     

戍甬鼎铭文考释

戍甬鼎,又称戍革鼎、俎子鼎、宜子鼎,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器物,内壁铸铭文27字,研究价值较大。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部分铭文进行了重新释读和断句,认为鼎上的族氏铭文为"亚见"","为"俎"",省"为地名","为"甬"。     

京师畯尊读释

文章对京师畯尊铭进行了补充讨论。认为"王有繇功"之"繇"当读作"猷",训功业、功绩。通过有关铜器铭文的系联可知,"日庚"为京师畯之母,"庚"为其日名,"商"为其名;其父日名为"丁"。"畯"为作器者名,"京"系地名,"师"为其职称,所谓"京师畯",即在京地任师职而名畯者。该尊是昭王时期的标准器,对于确定昭王时期楚都的位置、周楚关系的探讨以及相关铜器断代等皆有重要意义。     

爯簋铭文与西周家族组织形态及管理

爯簋铭文"■"字当读作"师",可训为"长";比照宗人簋、姬季尊等铭文资料可知,"师倗"一语可视作"厥师曰倗"之省辞,即某组织首领私名曰倗,倗负责遣氏家族采邑逆地"小子"之管理。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关系为:遣氏夫妇为遣族族长与宗妇;器主爯是遣氏新立分族之首领;以倗为首的31家小子,与分宗立氏的分族组织如遣仲、遣叔者不同,是遣氏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身受遣氏宗族尤其是宗妇遣姬之支配。遣氏宗族内宗氏、分族界限清晰,是西周贵族大家族组织层阶化特点的体现。"小子"是"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于分族,尤须注意。周代类似遣氏之世家大族,各类家族庶务须由专人管理,家臣员额较多,层层统属,最后统辖于宗妇之手。此类家族管理形式,亦有助于对周代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解。     

金文日名统计与商代晚期商人日名制

1985年时查阅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发行,1983年11月初版),顺便将金文中出现的日名(即所为作器者庙号)分别所属族氏作了一下记录。现从所登记的族氏名号中选择了较为常见的32个,将其带有“父某”、“祖某”、“母某”,“妣某”形式的日名作一下统计(见附表一)。此32个族氏中,有的彼此间可能有宗氏、分族的关系,如(?)与(?)。这些铭文所属器物时代,未及一一查对,从已知器形者与铭文内容和字体看,多数属于殷墟时期,少数属于西周早期。这些族氏是否皆属商人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

商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少量有铭铜器,但铭文一般都很简略,多为一个字或两三个字,内容为族名、作器者名、作器对象名(即为谁作器。商代铭文中作器对象和祭祀对象通常是相同的,所以有的著作直接称之为“受祭者名”。但有的作器对象不一定是受祭祀者,所以综观整个铭文     

芮姞簋与古芮国探微北大核心CSSCI

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芮姞簋,学界通常将其视作姞姓""族与姬姓芮国之间的通婚证据。实际上,依照商周时期女性作器的金文通例,簋铭中附缀的族氏铭文"",所标识的当系器主夫家的族氏名号,而"芮姞"则为出身芮国的姞姓女子。芮姞簋所见的这一姞姓之芮,很可能就是商周之际活跃于汧陇地区的古芮国。     

芮姞簋与古芮国探微

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芮姞簋,学界通常将其视作姞姓""族与姬姓芮国之间的通婚证据。实际上,依照商周时期女性作器的金文通例,簋铭中附缀的族氏铭文"",所标识的当系器主夫家的族氏名号,而"芮姞"则为出身芮国的姞姓女子。芮姞簋所见的这一姞姓之芮,很可能就是商周之际活跃于汧陇地区的古芮国。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绍兴县文管所几种古钱藏品简介

绍兴县文管所收藏了一批古钱币,现作介绍,供钱币专家研究.第一枚,刀币.通长14、上宽18厘米,圆折微弯,面文(?)字,背面一字已锈蚀不清,刀把上饰二竖道,把端一圆环.《占钱大辞典》载述:“右明字刀,周燕国铸……面文篆书一字曰(?),背文曰(?),柄面背皆有二直画”.《历代古钱图说》一书中阐明:“国名,周封召公奭于燕,是为北燕,在今河北大兴县,今此刀皆出自燕地可证,或以为莒字,或以为明字,实皆非是,面文皆一召字,背文虽聚至万品,亦无一相同,无文者较少,其形制约有二种,一方折如罄.制较狭,一圆折微弯,制较阔”.     

商代赏赐金文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     

试说周代金文人名称谓中的“长”、“旁”及其宗法内涵

周代金文所见由"族氏名+长"或"族氏名+旁"构成的人名形式,其中的"长"和"旁"大概都是表示贵族身份的特定称谓,具有相应的继统意义和宗法内涵。"族氏名+长"不仅可以指家族内部具有家族长或宗子身份的贵族个体,在有关人称转化为氏名的情况下,"长"亦可视作大宗的代名词。至于以"族氏名+旁"为称者,应是指家族内部无继统权力的支子,其内涵相当于文献中的"侧室"或"余子",同"别子"具有相近的宗法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女■方鼎札记

上海博物馆旧藏的一件女■方鼎,对其年代的认定历来颇有争议。通过对商末周初方鼎的比较分析,女■方鼎所体现的商晚期特征比较突出。器内壁铸铭文十七个字,"女■"之"女"字磨沥较甚,过去旧释为"■"有误,"堇"应当读为"勤"。铭文的大意为女■勤于王事有功,在癸日这一天,王赏赐了■二朋贝,为此而作祭器。     

叶县、保利博物馆藏索氏劫簋铭文与年代

叶县与北京保利博物馆所藏索氏劫簋与簋盖,属于"殷民六族"中的索氏族所有,作器者之名应释为"劫",而不是"结".该铜簋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哀成叔鼎铭文补释

哀成叔鼎铭中,"君既安,叀亦弗其■錅获嘉"句应以"叀"字属下读、"嘉"字属上读为断。"嘉"为作器者之名;"叀"释为"主",是嘉对哀成叔的敬称;"君"指康公之后嗣位之君。嘉为哀成叔之家臣而升为公臣者,其作器随葬哀成叔,是希望哀成叔在冥界亦能保持贵族生活的礼仪,以继续侍奉康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