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林寺佛塔出土文书所见古格王国早期官方印章形制与特征

正受汉地封印文化影响,吐蕃最早视印章为"盟誓诏书"(bka’ gtsigs kyi yi ge)或上级发放敕令的有效凭证。吐蕃时期的印章遗存可分为实物遗存和文书押印印痕两种。近年来,学界已从不同视角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吐蕃王朝奔溃之后,其后裔在西藏阿里象雄故地新建地方政权——古格王国(10世纪末至17世纪初)。该时期印章形制与特征,因缺乏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故学界对此悬而未解。2016年,托林寺佛塔出土文书印痕的发现,为学界探究古格王国早期印章形制、功能打开了一扇窗口。     

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太平天国私人便章“朝勋詹记”考

太平天国占领区街市没有刻字铺,所有刻字匠人都编入镌刻营,“朝勋詹记”一印应为太平天国镌刻营所出。但它不属于太平天国礼部统一制发的印章。太平天国私人便章实物从无发现,“朝勋詹记”一印的发现,弥足珍贵,它为研究太平天国用印情况及制度提供了第一手重要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道教法印研究

一在中国古代印章中,道教印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国家政权设立任命的道教事务机关和道宫所用官印;第二朝廷封赐给道教首领、重要人物的封号印及各种道阶的等级印章;第三是道教内部各门派的主持人依传统尊号或社会公认的名号所制作的各种印章;第四是道教人物或各道教组织依道书、道经与尊神名目,刻制各种施法时使用的印、章、玺、宝,此类中的个别印章也有由朝廷颁给的,本文统称这类印章为道教法印。前三类道印或有关道教的印章多见於文献记载,现今所存实物品种较少,受多种因素影响,著录及公开发表的数量更少;从印文角度看,除极个别残缺甚重者外,这三类印章一般都能辨认识读。但第四类即道教法印的情况就大相径     

“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

(一) “巴蜀印章”是一类有别于传统印章的巴蜀考古文物,其显著特点是印面没有文字,而是一些图纹、符号。“巴蜀印章”皆为铜铸,绝大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八角形(峨眉) 及“”形(荥经)。圆形印章径0.8——3.5厘米不等,以径2厘米以下者居多;印体较薄,一般在0.5厘米以下;钮形较简单,一般为桥钮、鼻钮,个别为动物形钮。此外,在荥经南罗村,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还出土了骨质刻制的方形印一颗。(附图)     

方寸之美——从提卡遗址出土的赫梯印章辨析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交流

“‘叙’写传奇——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中有一枚发现于提卡遗址的戳印,年代为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在该遗址另发现两枚巴比伦风格的滚印,同样属于青铜时代中期。本文从考古学、文献材料、印章工艺等方面对这枚戳印的遗址信息、功能形制、图像结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由此探究距今约4千年前,提卡、赫梯、古巴比伦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往来,进而解读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文化演进。     

关于考古出土纸质文物保护利用的若干思考

19世纪末,我国西北地区开始有纸质文物的考古发现,其后纸质文物在多地考古发掘中均见出土.它们品种多、数量大,加工工艺、写印材料独特,时代自汉代至明清,其中的早期文物尤为珍贵.因其出土环境复杂,保护修复工作难以直接借助传统技术和现有科技,特别是潮湿环境和干燥潮湿交替环境下出土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往往遭遇瓶颈.目前学界在科学分析检测、造纸工艺研究、科学信息提取等科学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糟朽类文物的病害机理、保护修复技术等研究还远远不够.因此,当务之急是开展本体材质、劣化与粘连机理研究,探究多因素协同作用对本体的长期影响和作用方式,研发新材料与新技术,并致力于探索这类文物的活化利用.     

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

吐蕃绘画的庐山真面目,在尘封了千年之后于20世纪逐渐有所发覆,最先进入学界视野的是敦煌莫高窟的部分壁画和绢纸画,一些作品即画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部门在青海省都兰县血渭草场又发现了吐蕃墓葬群,出土了一批吐蕃时期的重要文物,其中的丝织品图案和木板画残片为观察吐蕃绘画增加了新内容[1]。2002年,青海省海西州郭里木乡再次发现吐蕃时期的墓葬,从中出土的彩绘棺板虽已难作组合拼对,但部分彩绘画面保存较好,内容有画在棺头挡上的朱雀、玄武和花鸟(图三~八),画在棺侧板上的会盟图和葬礼图[2]。特别是其中两块侧…     

元末农民政权印章和义军遗址

湖北省恩施地区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和国家工程施工,先后在建始、恩施两县发现元代末年农民政权印章三方,又在利川连二塘和观音岩发现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驻军遗址和战场遗址。根据印章内容和题款以及遗址碑文年代分析,可以肯定这些文物和遗址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明玉珍部和他所建立的夏政权的历史见证。三方印章分别是:“施南万户府镇抚司印”,铜质,长7.5厘米,宽7.4厘米,厚1.8     

咸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枚官印

在秦的故都和汉、唐京畿之地的咸阳,经常出土和发现历代印章,这些印章多收藏于咸阳博物馆。现将馆藏部分官印作一介绍和初步研究,其中不妥之处,敬希专家指正。“伏波将军章”“伏波将军章”一枚(拓片一,1),红铜质,龟纽方形,高7厘米,印面2·2厘米见方,     

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

四川巴蜀时期的印章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汉字印和巴蜀符号印。前者由于出土于具有巴蜀文化特色的遗存单位,或有共存的巴蜀文物,而得以确定其归属;后者由于独特的符号内容而与一般的先秦"肖形玺"或"图形玺"相区分。三十多年来,出土的巴蜀印章续有增加,但目前系统的整理研究工作还作得不够。巴蜀符号印章的源流如何?它们与汉字印有什么关系?它们的功用怎样?它们在"巴蜀符号"整体系统中有什么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解决。本文     

巴蜀印章试探

在中国大陆上最早使用印章的民族就是巴族。公元前两千年纪 ,巴族在贸易活动中必须使用印章 ,因为巴族是商业民族。近年在湖北省香炉石遗址发现的两枚陶印就是其实例。这些陶印是中国最早的实用印章。这些巴族陶印是巴族看印纹陶的技术得到启发作出的。公元前 6世纪以后出现的所谓巴蜀印章是受印度河印章的影响而成立的。但是 ,巴蜀印章不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印章而是护身符或者服饰上的装饰用品。这个时代 ,巴族已不是商业民族了。巴蜀时代 ,巴蜀民族使用两种文字。其一是图像文字 ,还有一种是表音文字。图像文字是巴蜀民族独自创造的图画文字 ,是铭文专用的。而表音文字是受波斯阿拉米文字的影响成立的。这种文字是表示语言的、是当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在巴蜀印章的印面上用的是图画文字和符号。这些都含蓄表示“吉祥”、“侥幸”、“辟邪”等意义。中国东部地区的汉字印章是受巴蜀印章的影响而出现的。     

襄樊地区出土的几方铜印

在编写《襄樊市文物志》的过程中,收集到一部分古印章资料,现介绍几方,以供爱好者研究和鉴赏。一、“王”字画印此为镌刻文字和图画的小型铜质印章,正方形,台座人钮。通高2、边长1.2厘米。宜城县楚皇城内东南角出土。印面的文字和图画皆阴刻,画面正中豊     

藏族历史上使用的汉字印章

藏族历史使用的汉字印章,无论是印章器形、雕刻、内容都与纯正的藏式印章有相同之处。藏族使用汉字印章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藏族文献史料中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通过查考敦煌吐蕃古藏文卷子,发现其中的卷尾所加盖的印章不少是以古藏文译音的汉字印章。印章素有“以方寸之地见大千世界”之誉,从这些藏族印章所表现的汉字、图纹、工艺等内容,我们看到了藏汉民族历史上在文化方面相互共融的关系。     

吐蕃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组合图像研究

毗卢遮那是吐蕃时期最流行的佛教信仰和造像题材之一,共有四种图像组合方式。其中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的组合最为典型,目前可以确认的图像共有6组。排列方式为毗卢遮那居中,八大菩萨分列左右两侧,这也是吐蕃时期相近组合造像的基本排列原则。吐蕃时期,毗卢遮那和八大菩萨作为组合独立出现的文献依据是吐蕃密教经典。通过对相关密教经典与文献的分析可知,敦煌以及西藏东部、青海地区吐蕃时期禅定印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组合图像应当直接受到了敦煌古藏文写卷P.T.7a、P.T.108等与毗卢遮那崇拜有关的密教经典的影响。     

孔府珍藏的御赐印章

<正>所谓"御赐印章",是指在印面上出现"御赐"二字的印章,除此之外,印中所刻的印文也必须是皇帝亲颁之语。这种印章是孔府内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物珍藏之一,它不仅是朝廷与孔府密切关系的佐证,也     

张廷瑑与“令德寿岂”匾

近期,在文物征集中,发现了一方由清贤臣张廷瑑为陈之迁老人题写的“令德寿岂”（令,善美;岂,和乐。意为德美寿高且和乐。语出《诗经·小雅》——编者）匾额,匾额上有印章两款：张廷球印、少司空之章,落款时间为清乾隆二年（1737年）孟秋月。这方匾额长204厘米、宽71厘米、厚5厘米,匾心用石绿色漆刷底,文字由朱漆绘制。虽历经200多年,但保存的基本完好。     

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用印考证二则

四川博物院藏有一方"网师园客"印,学界一般认为其为邓散木所作,从印章篆刻技法、边款署名习惯等考证,可知其作者应为李散木。根据四川博物院藏"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印边款的解读与相关文献,补充了张大千1939年冬在上海的艺术活动。     

民俗文物与民俗文献的价值研究

民俗文物逐渐得到学界与社会的重视,但目前还存在着重视物质类民俗文物,轻视非物质类民俗文物的倾向,而民俗文献尤不得重视。民俗文献类文物文化含量高,但容易流失,亟需保护。民俗文献类文物分为两个大类,一是记载民俗活动的文献,二是承担民俗功能的文献。本文以承担民俗功能的民俗文献之帖式为例,以见出这些文献所富含的文化价值。     

新疆藏文简牍考述及释例

一、概述传世的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有三大类材料:一是金石铭刻,二是写本手卷,三是竹木简牍。按传统的说法,藏文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文臣通米桑布札在公元七世纪中叶奉诏创制的。但至今尚未发现当时的文献材料可做凭证。上述的三类材料虽然在时间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