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     

周总理交办的三件外事工作

1970年我从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回北京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参与了三次具体的外事活动,虽然不是很重大,但从中体会出周总理的“细微处见精神”的工作作风。     

对父亲的思念

对父亲的思念,藏在我心里的最深处,是我永远不愿任何人去打搅的地方。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深深的慈父之爱却永远在我心中。1974年1月7日,那天,爸爸还没有到69岁生日,我还没有到19岁生日,爸爸就走了,永远地走了。从此,带走了我心中那父爱的一片阳光。     

抹不掉的记忆

我与宋时轮同志相识几十年。他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我深切地怀念他,怀念这位老战友、好同志。60年前,我和时轮同志同在江西中央苏区。我们虽然早已相识,但在工作中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多少来往。1934年到1935年,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我和时轮同志又一     

十八年修志炼就人——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回顾

屈指算来,我参与地方志工作已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的地方志工作使我深深体会到,地方志工作看似没有地位,但只要修志者有“为”,就一定会有“位”;地方志部门虽然是“冷线”,但只要干好了,也会成为门庭若市的“热线”。我在方志事业中不断得到锻炼提高。     

胡耀邦最后一次故乡行

1989年1月,耀邦同志下榻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内的九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耀邦同志很念旧,邀我和袁学之、穰明德同志到他住的6号楼谈谈。袁学之和穰明德二老,是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但不巧,这一天他们两人都去了外省。我只能作为代表去看耀邦同志了。向来以健谈著称的耀邦同志,同我天南海北谈起来。当谈到去过全国哪些地方时,耀邦同志说：“我在1984年到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个省区考察,踏遍了大西北的山山水水,访问了各方面的人士,看望了边防哨所的战士,这次考察,四个省仅仅10个县没有去过。”他深有感触地说…     

下雨时节

下雨时节,想起了爷爷。没有爷爷的日子,如同没有了花儿的花瓶,空虚而寂寞。可是,花瓶里的水依旧清澈如水晶般,倒映着花儿的影子,即使花儿不在了。我的心也如水晶般,透亮,清澈,虽然没有了爷爷,但还能折射出他的影子。照片。是难忘的一刻。曾经想过没有了爷爷我会怎样活,但那时我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时我知道     

当我们谈论菌子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又到菌子成熟时》让我不禁想起少年时在故乡捡菌子的过往。如今我已有十多年没有体会过捡菌子的乐趣，也没有品尝过故乡山中菌子的美妙滋味。进入城市后的我尝试过无数种菌子．却始终找不回野生菌的味道。不过表弟表妹们似乎对捡菌子完全“不来电”．他们虽然长在乡村．但其实已经远离了土地。父辈们的外出以及社会现实的逼迫．使得没有人再关心关于土地的一切．乡村已成为一种需要急于逃脱的贫瘠之地。     

回忆在延安的日子

<正>我母亲王艾英1925年同我父亲何思敬结婚,我于1926年7月在日本东京出生。1927年1月,父亲受聘回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在父亲回国后我即随母亲居住到外祖父王风飞家里。在我10个月的时候,母亲得知父亲在中山大学的生活已得安顿,即带着我乘船到广州同父亲会合,住在广州市东山区。     

县中读书两年半

因中考失手,1997年我被“下放’到安徽贵池中学读书。这一去就是两年半,直到最后半年回宁准备“3+X”的高考。虽然在那里很“苦”,但我觉得我不但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一些农村的孩子教会了我许多东西。 (父亲点评:我当时的想法是让孩子远离父母一段时间,这对他的成长有利。) 农村的孩子不同于城里的孩子,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从下面的乡里、镇上中学考到县中的,他们也和我这个外地人一样,要在学     

小溪流的歌——忆严文井同志

一、“激烈地打着回旋”“我都六十岁啦,不会胡说八道,你放心!” 1975年春,有一天我从国务院文化组回人文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井同志办公室汇报情况,他笑嘻嘻地说了这么句话,似乎是想多听一些“内情”,又似乎是想让我吃定心丸。“我知道,老社长。”我虽然称他“老社长”,但他绝不是以领导者身份同我谈话,没有丝毫的官架子。记得此前他曾和我聊起访日时,按日本的习俗,同日本朋友一起洗澡,都脱得精光,以表示坦诚相见。我明白他讲自     

我在石板岩供销社的十三年

我是1971年1月从林县（今为林州市）人民银行调到石板岩供销社任副主任的。当时,我虽然知道石板岩地处深山区,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我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哪里艰苦就应该到哪里去,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我妻子有点儿意见,说：“那里离县城有40里地,来回途中都得翻一架山……”我笑着给她解释道：“山里空气好,能长寿。”     

海南岛村居文化拾零

从北方的山东半岛来到中国最南方的海南岛工作,虽有半年有零的时间,但这儿的椰风并没有撩起多少新鲜的感觉,还是到乡下看看吧。趁着周末,我便跟海南岛的朋友回她的乡下老家,算是采一点风,借此了解一些海岛本地的风俗民情。     

忆游文昌阁

小时候就知道马官屯附近有一个文昌阁;但从来没有去看过。87年回乡,承安顺文联和普定县委宣传部的同志陪我驱车从普定回号营,路经文昌阁,我即要求下去看看。     

1978高考:回忆与感想

<正>那时候生活清苦,我常常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分钱一份的白菜,但我耐得住,因为我有追求,生活虽然单调,但有序;虽然简单,但充实。1970年,我分配到外地一家工厂工作。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年,我27岁。屈指算来,我考上大学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32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岁月。这漫长的岁月,可以模糊人     

老豆 来自国军

梁振奋最早见到李茹的时候曾发出一句感叹：“原来你是我当年敌人的后代,真是有意思。”其时,距离他与李茹之父在长春的战壕两边对峙,刚好过去60年。虽然一个甲子仍不足以消弭国其裂痕与创伤,但普通中国人没有辜负岁月。     

漫步香溪洞

对陕西安康人来说,香溪洞是他们的骄傲。 记得几年前到安康,朋友接待我时,问我到过安康的什么地方游玩,我说没有。于是他们推荐,有个香溪洞值得一看。后来因为公事。我又陆续到过几回安康,每次大抵如此经历。     

研究土族历史发展土族文化

我选择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 迄今,这一研究断断续续已经进行了十六年之久,虽然还没有大的成功,但毕竟已经初见成效,这对我的灵魂是个莫大的安慰。     

走进清华 相约荷塘月色

清华——中国每一个莘莘学子敬仰的神圣名词,曾经作为清华学子之一的我,更是引以为豪。 一晃已离开清华17年了,虽然还在北京工作,但一直再没有什么机会到校园里去,脑子里的母校依然还是原来上学时的影子。今天我又带着崇敬和期待的心情走进了清华园。     

烛光灯影的记忆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囊萤取亮”、“凿壁偷光”的故事,虽然那是些励志类轶闻,用来激励刻苦发奋的学习精神,但令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古人如何度过那些漫漫长夜。对于生长在城市的孩子来说,大约完全无法体会没有电灯照明的夜生活,直到1969年远戍内蒙古乌兰布和大沙漠与戈壁滩的那些日子,我才真正体会到油灯伴长夜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