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寿春皇甫氏世系考订——以唐代墓志为中心

大约南北朝时期,汉魏间著望安定皇甫氏南迁,先至襄阳,再徙寿春,中古后期已有寿春皇甫氏之称。现存辑本《元和姓纂》中保留有寿春皇甫氏家族世系记录。此外,因唐宪宗时期宰相皇甫镈出自该支,世系得以收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自清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发现文献记载中的矛盾,进而关注该支皇甫氏的世系,或依靠传世文献,或利用新出碑志。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整理寿春皇甫氏人物墓志,可以梳理家族世系,考辩人物关系。     

《中古墓志词语研究》

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罗维明博士撰写的《中古墓志词语研究》一书 ,已于 2 0 0 3年 4月由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墓志是一种常见和重要的考古资料。除有明确的纪年可资断代以外 ,还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学信息。在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 ,墓志研究成为蔚为大观的一项学问。即便在今日 ,但凡墓葬发掘中出有墓志 ,在简报或报告中对其著录和考释就必不可少。遗憾的是 ,时下这门学问的研究者日见稀少 ,“有些所谓考古学的教科书竟对此只字不提”(黄永年 :《唐史史料学》) ,“因此迫切需要把这门历史悠久而且对研究古代历史、艺术极…     

南宋吕祖谦家族考补——以新出土墓志为中心

浙江金华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出土了17方墓志。这些墓志记载了吕氏家族的世系、婚姻、仕宦、成员生卒年等重要信息。就世系来说,墓志记载到"克"字辈,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对于婚姻、仕宦、死亡率而言,墓志记载了吕祖谦家族荫补入仕、生卒年、家族联姻、历任官职、死亡人数等情况,这些信息正史缺载,可补史之缺。因而墓志的出土对于研究吕氏家族相关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     

中古民俗文化管窥——以敦煌写本医籍为中心

敦煌写本医籍一千二百余首医方中,有祝由方七十余首.这些祝由方与医药关涉少,民俗文化成分多,多数是有着诸多民俗因素的择吉方.这些祝由方不但佐证了传世文献民俗记载,也提供了传世文献罕见的一些民俗行为,有助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和研究中古隋唐前后敦煌民俗文化.敦煌民俗文化是中古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虽有地域特色,也有时代共性,因而可藉此管窥中古民俗文化.     

安史之乱后的唐蕃泾州之争——以墓志为中心

唐代泾州即今天的甘肃泾川,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安史之乱以后,唐蕃之间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都与泾州有关。除了传统史籍的叙事记载以外,墓志材料也提供了人物、事件的相关记录,丰富充实了既有认识。文章通过《孟琳墓志》、《董文萼墓志》对泾原兵乱、平凉会盟等历史的记述,与传统史籍相互参佐订补,进一步揭示其中的相关细节及历史真相。     

唐代宦官研究二题——以《唐姜子荣墓志》为中心

新发现的《唐姜子荣墓志》系一位获谴流贬泰陵的左神策军宦官墓志。此前,唐代宦官获谴配陵的深浅轻重,未见明载,配陵之外还有哪些惩罚性管理措施,也不得而知。经过系统比较才发现,宦官配陵经常是数罚并用,但配陵之罚为主刑,介于徒刑和流刑之间,为管理宦官较为独特的处罚手段。但在宦官政治时期,对于宦官主政掌军肆意妄为的局面,并未发挥出具有震慑力的作用,相反以宦者任使成了神策军丧失民心的原因之一。     

唐高宗朝先皇妃嫔安置制度研究——以唐太宗妃嫔墓志为中心

本文对七方唐太宗妃嫔墓志进行梳理,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可得出唐高宗朝安置先皇妃嫔的三条基本制度,即正一品国太妃(太宗正一品四夫人)出宫随子就藩;正二品九嫔出宫侍奉于太宗别庙——崇圣宫;正三品婕妤以下在保留原妃嫔名号同时,剃度为尼,绝大多数居于灵宝尼寺,个别居于其他尼寺。     

唐人寿命水平及死亡原因试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

历史学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偏重于人口统计、分布及人口流移,近年来所兴起的对人口年寿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人口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墓志文字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累累的溢美之词,但从这个角度了解唐人寿命情况却是一条最简捷而又可靠的途径。近年来随着大量石刻的出土并被整理,对于唐人年寿问题的研究具备了更多的可用样本。本着“整群抽样”的原则,我们选用5100余方墓志资料,将其中涉及到的唐人生卒年、性别死亡年龄等作了整理、统计,兼及唐人死亡原因的分析,以求对唐人寿命问题作出较之前人更为精确的结论。     

论隋末薛举政权之失败——以《胡演墓志》、《贺拔亮墓志》为中心

<正>新出石刻文献资料,不仅能够丰富传世史料,而且可以为历史的真实提供新的信息。《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汴州刺史胡使君墓志铭》(以下简称《胡演墓志》)和《大唐故上开府大将军历旭宕岷武渭和六州刺史判岷州总管检校兰州都督贺拔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贺拔亮墓志》)~①的出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学术原理。在隋末群雄的割据竞争中,薛举父子是给李渊政权带来最初     

论吴王李恪之死——以《李恪墓志》为中心

<正>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在于新文献可以补充、纠正传世文献的不足和错误,更在于新文献可以与传世文献一起恢复主题文献的原貌,提供研究文献形成过程的重要信息。唐太宗儿子《李恪墓志》的发现~①,再次印证了新出文献的价值,不仅是新信息的增加,而且激活了传世文献的固有信     

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

中国中古时代历史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正经历一种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虽不像简帛文献的出土那样耸动学界的视听,但其意义却并不逊色,因为它为我们了解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层层面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使史家对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     

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考——以《窦奉高墓志》为中心

前人对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撤治说"和"设治说"。河北省磁县出土的《窦奉高墓志》记载窦氏在北齐时期被授予"邯郸县伯"的爵位,为"设治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唐少府监郑岩乃粟特后裔考——以郑岩家族墓志为中心

唐少府监郑岩乃名相张说之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录其世系。近年,洛阳万安山出土其家族墓志共九通。新出郑岩墓志与郑钴墓志称岩六代祖名盘陁,而《新表》名幼儒,《魏书》、《北史》均有《郑幼儒传》,与《新表》一致;新出郑泌(郑岩季子)墓志称其曾祖行谌官洋州刺史,而《新表》则为具有祆教色彩仅有胡人任职的萨宝果毅;新出郑居中(郑岩曾孙)墓志称其嗣子名石胡,该名字与其先祖盘陁一样,具有鲜明粟特色彩。诸多证据表明郑岩乃北朝时入华的粟特人后裔,其祖先极有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     

《唐刺史考全编》订补——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

郁贤皓先生所著《唐刺史考全编》是研究唐代刺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但是由于该书出版年代较早,不少新出墓志材料未暇引用。2013年,陕西大唐西市博物馆整理出版《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公布了四百余方新墓志,绝大多数为首次刊布。笔者谨遵《唐刺史考全编》原书体例和编次,对《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新见刺史资料进行整理,以期对唐代刺史研究有所裨益。     

北魏至唐沮渠氏踪迹钩沉——以墓志碑刻、西域文书为中心

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北凉国主沮渠牧犍率众东迁,从《故凉州武威太守沮渠愍之墓志》、《隋伊穆及妻沮渠氏墓志》和《奉先观老君像碑》可知,中原沮渠氏后裔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且仍以"泸水沮渠"自居。其中,沮渠愍为沮渠蒙逊世子沮渠菩提后代。沮渠后裔居住地以洛阳为主。442年沮渠无讳西迁至吐鲁番建立高昌北凉政权,后被柔然所灭,北凉王族沮渠氏变为平民融入到西域多民族社会中。     

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书写——以藏经洞维摩写卷为中心

此文以对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写卷遗存的考察为基础,就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作了初步研究.作为物化在确定时代和地区的经验官能的产物,佛教功德思想贯穿中古敦煌《维摩诘经》书写的始终,并主要呈现为课业或功德、供养或受持以及祈福禳灾三种形式,另有浩繁写经虽为经生应约所写,亦不离其宗.此文还对S.2282、S.1864号维摩写本的年代作了研究,并推断S.2282号《维摩经》应写于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或前后距之不远的晚唐时代,而S.1864号《维摩经》则应写于唐贞元十年(794年),而非“甲戍”(792年).     

出土墓志与北朝赵郡李氏家族研究——以东祖李顺房支为中心

北朝是赵郡李氏发展成高门大族的重要历史时期,"李氏三祖"中,尤以东祖李顺及其子孙在北朝影响较大,而出土墓志也多集中于这一房支。李宪是李顺一支在李氏家族承传中的重要人物,通过对自李宪起李氏四代墓志文献的解读,辅以传世文献相印证,在对李宪本人的生平遭际及仕历详细梳理的基础上,探绎其家族在北朝政权中的政治沉浮及其上升为高门大族的深层原因。     

贤德的背后——以《画皮》中陈氏形象为例

封建社会中温柔、善良、顺从、逆来顺受的女性常常被称为贤妻良母,她们总是受着封建礼教的任意压迫。她们那不是贤德而是懦弱,没有自我,没有人格。只是做为一种男权社会的依附品而存在。以《画皮》中的陈氏做形象的解读,来证明女性的懦弱。几千年来她们也在菩苦的挣扎着,寻找着出路。     

一支洛阳月氏胡人家族的汉化经历——以《支彦墓志》与《支敬伦墓志》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20世纪出土于洛阳的《支彦墓志》和《支敬伦墓志》中所记载讯息的考证,为我们展示了支彦家族自北朝隋唐以来迁居、仕宦和汉化的情况,对研究中古时期的月氏胡人及各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揭示了洛阳在这一时期中西交通和民族融合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