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爱上大东北 读你的灵魂，我的大东北

说起东北,全国人民都知道铁定指向黑、吉、辽。我们要说的“大东北”还带进了内蒙的东北部,地域上更广阔些,概念上更宽泛些。这样,站在中国地图前看,用手轻轻一划,“大东北”的轮廓包括了这只“报晓公鸡”的整个头部。爱上大东北的原因千姿百态,千奇百怪。有人坐一夜火车就为嘴里喷着呵气在哈尔滨的冰灯前和吉林的雾凇下拍照留念,有人从中国的最热的地方来就为“全副武装”地感受一下中国的最冷;有人沉醉于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的壮丽山川,有人就迷恋听每年春天隆隆的“开江声”,喜欢城市气质的人心怡的可能是沈阳的铁西区和长春的电影城,有人爱的就是有着“火辣辣的情呀火辣辣的心”的火辣辣的东北人。在新一年的第一期,我们策划了这一期“大东北”,更多地关注了那里的浓得化不开的地域文化,而并没有只是停留在讲“风景”的层面上。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爱上大东北干脆不需要查找出原因,附加上条件,找寻出借口,所以,类似“给我一个理由,让我爱上大东北”的话就大可不必劳神说出口了。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记日本友好人士永野义孝

1997年4月,日本国熊本县慈惠病院理事长、桂林市荣誉市民永野义孝先生率团来到桂林市参观访问。这是他第十次访问桂林了。自从1983年我与永野先生相识以来,14个春秋已经过去。在此期1司,桂林市许多朋友见到永野先生,都称赞他为桂林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是“品德高尚的人”。这时,永野先生总是微笑着回答：“我没做什么事,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下面,我就讲讲这位“普通人”的故事,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中国人把战争遗留下的日本孤儿养大成人,送…     

缪徵流斗不过万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30多万东北军相继撤出东北。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削弱东北军实力,采取“缩编”手段,只给东北军5个步兵军、1个骑兵军的番号和编制。在6个军军长中只有一个人是东北人,他就是号称“土皇帝”的第五十七军中将军长缪徵流。缪素以反共和善于钻营而受到蒋介石的“垂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部下敢于向他挑战并最终把这个“土皇帝”拉下马。于是,在东北军史和中国抗战史上就发生了一段万毅勇斗“土皇帝”的故事。     

三岁也“风流”

我的两个孙子,在三岁时都有特别可人的表现,这些真实的故事,每每想起,都令人捧腹。大孙子三岁时,特别喜欢听故事,看图画书,一边打吊针,一边看书,做到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共享。他会认钱,我把一张像钱一样大的纸给他,他拿到手里一看就说“:这是支票。”他想到广场上玩,我不应允,他就从三楼把东西向院墙外扔下,不得己,我只能抱着他一起下楼,走过广场,再走进别人的院子里,要他把扔掉东西捡回来,他也借机大玩了一把,特别开心。他参加我们择菜活动,把两根蒜插到两个鼻孔里,说“:你们看,我是大象。”今年小孙子也三岁了,特地从广西北海到深圳来过年…     

“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我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     

说说我的心里话

尊敬的编辑:您好!我是一位西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大三的学生,去年我才真正认识《中国土族》,是一位师姐送给我的,当时我特别兴奋,特别激动。虽然我自己生为土族,但到去年,我才知道有我们土族人自己的杂志。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在2001年阴雨绵绵的秋季我来到西安古都,当进入西北政法学院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特别自卑。那些迎接新生的师哥师姐们问我:“你应该是少数民族吧?”我说:“是,土族。”他们当时特别惊奇,“土族,从来没听说过,是土家族吧。”当时我感到很遗憾———土族作为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一员,竟然好多人不知道,土族又怎么会是土家族…     

《红灯记》与共和国最大的冤案

50岁左右的人恐怕还记得,《红灯记》中第一场李玉和有个脍炙人口的唱段:“手提红灯四下看,北满派人到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等车就在这一班。”这说明《红灯记》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故事。然而在“文革”中,成为样板戏的《红灯记》故事却发生在华北。这里面隐含着一段需要本文加以澄清的历史。     

东北大野诗人穆木天

父亲穆木天是东北籍的诗人：他曾说自己是“东北大野的儿子”;说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于父亲的东北情结,我也有个从了解到理解的过程。     

大东北的山东人

当“闯关东”作为几代人的情结将要被记忆尘封的时候．“振兴东北”让东北又一次光鲜地站在了世人面前。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力军。那这些移民到东北的山东人现在怎么样了呢?为此,我特意走访了三个东北的山东屯。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伍连德简介

伍连德博士（1879－1960）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先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1907年受聘回网任职,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时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防疫总医官,他不畏艰险,采取多种科学的防治办法,仅用4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使人类又一次免遭疫病浩劫,被世人誉为“鼠疫斗士”。     

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史实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为了不断满足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急需,日本一方面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聚敛可以搜刮到的一切财富,作为原始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去;另一方面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任日本无代价、无限制地掠夺,东北大量青壮劳动力被驱之如牛马,不分昼夜的为侵略者“勤劳奉公”。在这种超常生产的情况下…     

要想知道,打个颠倒

创业就像走迷宫,“自古成功在尝试”。这就要求我们学会“三换思维”:换位思考,换心思考,换向思考。有个经典故事可谓妇孺皆知,但不少人还是免不了重蹈覆辙。一位青年画家请教大画家门采尔:“我作一幅画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够了,为什么卖掉它却要用上一年的时间?”门采尔反问道:“     

梁祝:如此浓墨重彩

原只是民间一个平淡的传说,一个普通的潜伏在千万人千百年中的悲剧故事,竟具备着如此深厚的艺术魅力;相比而言,故事本身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梁祝”为中国的艺术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这一笔将以它独有的形式永远延伸……     

他们旺盛的生命力,炙热的心和浪漫主义

为了写稿子,我阅读了一篇名为《东北喜剧小品艺术与文化现象研究》的论文。文章里总结了东北人的两大特征:东北历来土地广袤,游猎和畜牧业发达,东北人有英雄情结,凡事都要“大”过别人,遇事肯干,当这个特征跑偏了,就变成了好面子,爱整景儿;另一个是乐天情结,东北人心宽,遇事大大咧咧,出手大方,爽快直率,以及特别会苦中作乐。     

少帅夫人亲族惨案

1940年于凤至女士赴美就医以后,就和故乡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但是,于凤至在旅美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忘记发生在祖国东北的一桩家族惨案。 1971年4月30日,于凤至在美国纽约参加宋子文葬礼时,香港一位记者在采访她,问到东北老家还有什么人,于凤至答道:“没有什么人啦。我娘舅一家十几口人,1931年都死在一场惨案中。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来都想痛哭一场的！” 这桩令人发指的血腥惨案是怎么发     

法国并不浪漫

2004年1月28日,中法建交40周年。对于法国、法国人,中国大众最先想到的词汇便是“浪漫”,可很多法国人并不认同,“当人们听说我从法国来,总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浪漫。多无聊!”法国人让·雅克甚至这样反驳。也许40年以来我们对法国人仍然一无所知。那么法国人究竟怎样?他们如何评判自己?中法文化差异究竟多大?文中这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故事也许能够有一点启发,让你窥探到法国人“浪漫”背后的性格。     

讲好“中国故事”:建设“一带一路”的符号叙述学思考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虽然当下中国经济尊居于世界第二,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却严重滞后于其经济影响力。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浸泡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讲故事是争取民意和文化认同极其有效的传播手段。符号叙述学的出场解放了故事的内涵和外延,提升了故事的文化承载力和传播力,把如何讲好“一带一路”的“中国故事”引入到了一个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思考视域:“一带一路”是既非文化“标准性”亦非文化“标出性”建设;推进多民族文化协同发展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复兴“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价值益于增进与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融合;以“融合视角”讲好“一带一路”的“中国故事”。     

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

本世纪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这潮流,在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1927年——1930年间,一次是在“九一八”之后的1939——1943年间。从现象上看,这两次移民高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有着相似之处;从实质上看,两次移民高峰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深入地研究这两次移民高峰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比较其特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认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的概况、原因及其特点。 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历史悠久。纵观其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以前的自由时期或自然时期;二是清末民初以来,尤其是20年代的自觉时期;三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的强制时期。 为了研究“九一八”事变对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影响,必须首先回顾一下“九一八”事变之前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概况。     

一位昔日满洲开拓团员的经历

编者按：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特别是1931零九一八事变以后,直至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没有间断过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的侵略活动。40年门,32方日本移民（即所谓“丹扬团”）先后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英中绝大部分分布于现黑龙江省。这种移民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井东北、灭亡中国侵格政策的丞要组成部分。本文作者通过采访,记述了一个日本“开拓团”成员北值可代女士的经历。一、初识北阔和代女士1998年8月,时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8月17至20日,我协助日本石川县七尾市访华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