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宗亲文学

黄初文学介于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之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阶段。黄初文学包括主流文人的庙堂文学和宗室文人的抒情文学。宗亲文学虽属支流,但却代表了黄初文学的成就,其抒情性包孕在各种文体中;宗亲文学颇多身世之感;并从其抒情特征可以看出时代文风的嬗变。     

文人入幕与东汉文学的嬗变

东汉文人的入幕经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幕府特征的演变,入幕文人的士风发生了从忠君到忠主的变化,这一变化深深地影响到东汉文学精神的变迁。东汉前后期,入幕文人的书写内容经历了从规谏幕主到歌颂武功的变化,写作方式也从依经立义转向了自骋其词。文人入幕是影响东汉文学嬗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人与酒

酒与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本文将对这一联系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是:就对文人人生观的影响,酒对文人文学风格的影响和酒对文人命运的影响。     

河东薛氏文学家族传论

"中外相门,奕代文学,阀阅之大,莫之与京",薛氏一族参与宫廷唱和,文人赠酬,登高则赋,寄情有诗,历周隋直至于唐末,一直活跃在政治与文学的舞台上.本文即以史籍记载与诗文流存为依据,力求尽可能详细的描勒出薛氏文人的生平经历,并评介其文学活动.     

“有怀无与语，聊和古人诗”——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为不仅仅在同时代的文人之间进行,而且亦可由后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来完成,这就称作“追和”,也是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的特殊方式。韩国古代文人透过追和中国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种时空相异而情感交流的诗友关系,对韩国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学交流。本文拟以韩国古代文人对唐人的追和诗为对象,来探讨这些诗的概况、类型及意义。     

满族作家志锐《廓轩竹枝词》研究

志锐是有清一代重要的竹枝词作家,其创作的《廓轩竹枝词》百首具有重要的价值:就史料价值而言,它作为研究清代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资料,补正史之不足;从文学角度来说,它是清代文人边疆竹枝词的代表,其诗性功能远超过一般文人竹枝词,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凸显其人作品魅力。     

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以元佑贬谪文人羣体为论述中心

贬谪文化演进至北宋,在贬谪动因、受贬人数、严酷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唐人的若干差异,而贬谪文人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努力走向超越的精神意向,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紧密。诸如文体选择的谨慎性、情感表达的多层次性、作品传播方式的隐蔽性等文学新动向,较为有效地消解了高压政策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而置身逆境的旷违心态和超越意识,作为北宋文人共通的心理诉求,反映在审美情趣上,与“中和”接榫;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与“平淡”、“乐易”同构。由此,人格、心态、文学,在精神上气血相通,相辅相戍。眨谙文化的内涵和构成．至北宋已臻于成熟和稳定。     

和战之争与南渡文人的分野

绍兴和议前后,围绕着和战与否的国是之争,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学术背景,也直接影响了文人的分化与重组.学坛、政坛、文坛三者之间的共振与互动,不仅造成了南渡士人的政治分野,即以秦桧为首的时势派和以胡铨、赵鼎为代表的义理派;而且就文学创作来说,两派之中的文学之士,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表现了相当的封闭性,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群体.就两派文人的关系来说,政治上是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文学上则义理派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文字狱的影响,而时势派在特殊的文化氛围之中,创作上主要以歌功德为主.     

唐代河南于氏家族文学缉考

"勋庸弈载,位望优崇",河南于氏家族自于谨以武功起家,便一直活跃在隋唐五代的历史舞台上,其问入相者四人,入翰林者三人,主文修史,出镇方面者亦不乏其人.他们积极参与或者发起文人官僚之间的诗酒唱和,于志宁、于邵,于濆、于公异等三十余人,都在文学上有一定的成就.于邵堪称唐德宗时期的大手笔,于濆则于晚唐诗坛独树一帜.本文即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于氏家族文人的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评介他们在文学上的造诣,并分析其特点.     

论民间文学的口头语言范式

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的存在形式。历代都有一些文人并不以为口头文学为“文学”,致力于将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学书写为书面文学。至今,仍有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转化的工作。在过去,广大民众不识字,不能运用文字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感情,他们从事的文学活动只能停留在口头语言的层面,民间文学只能在口     

两晋文章文学研究述评

两晋文章代表了两晋文学的最高成就,故对两晋文章进行文学研究意义十分重大。从两晋文章文学宏观性研究、文人心态研究与文艺综合研究、专门研究和文献资料整理四个方面梳理此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古今学人对两晋文章文学研究的重视不够,成果有限,此研究仍需深入探索。     

鲁迅文学的图像符号意义探究——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其文学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且对他及其作品的关注点丰富多样,已渗入到文学传播的各个层面。然而,在众多研究鲁迅的学者文人,尤其是著名文人中,却鲜有人从图像符号的角度出发去探寻鲁迅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拟从从图像符号的角度出发,对鲁迅文学的图像符号意义进行探究,深入挖掘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略论南社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渊源

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脱胎于"旧"又企望着"新",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无法割裂的渊源。新旧杂糅的特点使南社始终无法摆脱论争、分歧与内讧,其所导致的自身局限与内因使南社文人以渴慕"新"而登场,以被定义为"旧"而收尾。当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阵地和新的英雄时,南社文人便被迫从"自己的时代"退场。     

论满族子弟书对中国传统叙事诗的充实与创新

子弟书是富有满族特色的民间曲艺,同时又熔铸了文人文学的才情与志趣。子弟书对于传统叙事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它雅俗兼收,反映世情百态的开阔视野;二是它以事挟情,舒展而又严谨的叙事结构;三是它赋笔抒情,水墨淋漓的审美取向;四是它句式多变,长短随意的诗歌体例。子弟书无论在诗体还是修辞上都表现出民间文学那种生龙活虎的创新与文人文学熔铸锤炼精神的高度统一,它所创造的这种雅俗共赏、修辞富赡的新诗体也必将在中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饮中八仙”之聚散与天宝文学走向

“饮中八仙”是天宝初期形成的文人羣体,嗜酒、狂放、风神、才艺等共同特徵,是该苇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其存在时间从天宝元年秋末到天宝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个月。“饮中八仙”中,除了李适之确实与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锋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贺知章、李述、李白、崔宗之等人参与了李适之与李林甫的斗争。但是,“饮中八仙”的交往,使他们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终被迫解体。“饮中八仙”的解体,对天宝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开元以来统治集团的尚文传统在天宝时期逐渐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发生了变化,天宝时期普通文人与执政的宰辅大臣之间相当疏离,他们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众多的文学军落。三,天宝文学的内容和题材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末世情感与文学书写的互照

末世文学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风貌景状、文人群体的心理状态和文学创作倾向,以及在此历史背景下文学自身的演进历程。萧纲作为南朝末期末世文学创作的典型,其“文章放荡”论展现了末世文学的先锋性与建设性,温庭筠花间词中的闺阁情爱作品创作受宫体诗影响,体现了末世文学的多元美学意义,进一步促进文学创作中表达方式的转变与女性审美意识的觉醒。     

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考——以《箕雅》为中心

高灵申氏起自高丽时代,自家族伊始便是朝鲜半岛名门望族,以诗书传家。尤其是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盛极,文人辈出,大放异彩,有九人诗作入选韩国文学史上汉诗规模最大的诗歌总集——《箕雅》,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堪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笔者以《箕雅》为中心,对其文学世家略作考述,并对其文运昌盛的原因初作探究。     

敦煌文学的传播方式

敦煌文学以讲诵、演唱、传抄为其基本传播方式。讲经文、变文、因缘、俗赋、话本等以讲诵为主,一些文人诗也通过讲诵传播;曲子词、佛曲、民间俗曲等通过歌唱的方式传播。同一篇作品在敦煌写本中有大量的复本,是其通过抄写传播的标志之一;同时,一些抄本工整规范,校勘认真,就是写本时代的"书籍",是作为标准范本而流传的。     

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兼论土生华人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流播极早,它们主要是通过早期劳工口头传播、私塾授受传播、文人沙龙传播、华人社团传播、峇峇群落马来文翻译传播等渠道,使中国传统文学在当地被广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中国文学由此对当地的华人与华文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略论金代山西文人与地域文学的发展及原因

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金太祖到海陵王迁都之前(1115-1153),是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复苏期。二是海陵王迁都之后到章宗朝(1153-1209),是金代山西文学的发展期。三是从卫绍王到金亡(1209-1234),是金代山西文学的繁荣期。金代山西地域文学在金末迎来鼎盛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原文化重心的北移;二是"壬辰北渡"时期山西士人的回归;三是金末山西文人的忠国意识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