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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代表着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儒生通过对古史的构建,将禅让与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汉魏禅让过程中,这一政治理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却在魏晋嬗代中走向了终结。陈寿在《三国志》中记有高贵乡公曹髦至太学与博士问答经义一事。其中与庾峻问《尚书》一段,高贵乡公力主郑说,是因为郑玄明确指出禅让应有"天命"作为依据,而司马氏在当时虽有实权,并无足以显示其"天命"的依据。最终高贵乡公的横死,使得"天命"理想彻底瓦解,开启了两晋南北朝以降新的禅让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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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禅表》碑,坐落在河南省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内,与《上尊号奏》碑东西并列。镇南城墙上有“受禅台“遗址。繁城镇古称繁昌,南距临颍县城15公里,北距许昌市12.5公里,是汉魏之际曹丕为取代汉献帝正式建立曹魏政权而筑坛受禅的地方。《受禅表》碑就是当年(三国魏黄初元年,即220年)为纪念这一受禅大典而建的。此碑石料为青蓝包鲕状石灰岩,质地坚硬呈颗粒状,俗称“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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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墟之上的晋、魏两国都曾尝试追认和承袭夏代的政治名位，以巩固政治与军事地位，可谓“晋魏承夏位”。晋平公举夏代郊祭以祀鲧，暗示晋国能够取代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与三代等视之。魏惠王更是以夏代的后继者自居，称夏王，乘夏车，迁夏都，以天子之礼自居，在诸夏中争夺正统。魏史《竹书纪年》呈现出“夏—殷—周—晋—魏”的历史序列，抬高晋、魏两国的地位。汲冢书与清华简《厚父》皆不持禅让说，默认“禹启世袭”,肯定嫡子启的合法性。这种古史观与三晋政治密切相关：有利于巩固君主制，强化嫡长子继承制，防范能臣干政，为“魏承夏位”奠定了历史文献的基础。《纪年》“益干启位”是战国三晋人造作的逆反古史，目的是消解禅让说对政治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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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之一,禅让仪式也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众多官僚参与其中。这之中,以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最为重要。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源自此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目的除崇重禅让仪式外,亦象征着旧汉官僚向魏朝皇帝臣服。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渊源有二:太尉源于东汉皇帝即位礼仪,太保出自《尚书·顾命》。两次禅让以不同官职奉送玺绶,显示出新王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曹魏重法务实,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魏晋以下,东晋南朝禅让行事官多沿袭"太保+太尉"组合,北朝则在继承的同时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此前禅让一样,南北双方仍多以兼职行事,显示出王朝对禅让仪式表演功能的重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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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传国玉玺”,对蒙古人而言具有政权更迭的象征意义。清代满蒙文档案,以及《蒙古源流》《金轮千辐》《水晶鉴》等十余部成书于17—19世纪的蒙古文史著中有关皇太极获玺事件的记述表明,在清廷无意以“传国玉玺”促成蒙古诸部承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文人对“传国玉玺”史事的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清初蒙古文人集体回避了与“传国玉玺”有关的话题;而随着对清朝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增强,清中后期的蒙古文人则逐渐站在清朝的立场讲述“传国玉玺”故事,并基于个体经验差异,对玉玺来历、性质以及皇太极获得玉玺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样化诠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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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而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194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以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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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是多元发展的,如何“一体化”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大问题。以少数民族统治天下的元朝,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困境,以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治理国家,以《一统志》纂修为标志,建构正统的合法性,并力图把新纳入版图地区通过编纂志书的方式合法化。《一统志》与其他官修史书一起,通过官方书写的方式,确立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跃升。明清两朝对“大一统”亦有自觉追求,分别纂修《一统志》。《一统志》纂修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官方编修,场馆、经费、人员有保障,且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质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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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代翼”常被中国古代史书作为东周晋国史的肇端,其缘由不仅在于它是春秋初期发生在晋国的小宗篡夺大宗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也是晋国从周王室之侯伯到诸侯霸主身份转化的关键性转捩点。它不仅直接导致了晋国“新”“旧”政权的更替,而且还是周代权力结构从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演进的标识性事件。该事件的肇始者晋国桓叔,是在前有殇叔自立、后有文侯夫人干政的背景下开始代翼图谋的。代翼后的曲沃宗子积极构建晋国新政权合法性：对外积极寻求获取周王册命使其晋君身份合法化,对内则从自觉意识、迁都、书史、祭祀和宗法等方面着力进行政权合法性建设。晋国曲沃一系在“曲沃代翼”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不仅形塑了随后晋国霸主政治的底本和理念,而且对晋国历史走向和春秋霸政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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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2018,(1)
正唐雯:《"信史"背后———以武后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对于史官一贯的要求,然而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的左右,因为权力需要借助历史来引导舆论、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规训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嫔妃之身登上后位,并最终缔造武周皇朝,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她对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历史的改写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时和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展示了其通过改国史、立丰碑、修唐书等行动来追崇武氏先世,定义李氏前朝的历史过程,表明在佛教、谶纬、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历史书写也是武后宣示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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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关于满洲政权合法性、华夷之辨、君臣之伦及自证清白的“辩论”之作。借由该书的创作出版与流通阅读,雍正帝建构清朝“正统观”的独特体系,形塑并强化中央与地方各类社会群体对于相关事件的记忆。乾隆帝基于政治考量禁绝《大义觉迷录》以抹杀历史记忆。清末民初,《大义觉迷录》的抄撮之本与改造记忆再现以服务于政治斗争或大众猎奇。《大义觉迷录》生命历程的还原展示出清代官修书籍多层次、多维度的流播图景及官修书籍与读者世界相遇的情景,在“书籍社会史”取径外展示出“书籍政治史”的新可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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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故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汉魏故城工作队 ,洛阳市组建了汉魏故城保护工作委员会和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 ,对这座闻名遐迩的古城长期地进行勘探。发掘和保护工作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汉魏洛阳故城 ,原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王朝的都城。其中东汉 1 2帝 1 96年 ,曹魏 5帝 46年 ,西晋 4帝 5 2年 ,北魏 7帝 42年 ,共 2 8帝 330多年。如果加上东周控制成周的2 0 0多年 ,那么汉魏洛阳故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时间有 5 0 0多年 ,它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一座古城。据文献记载 ,东汉。曹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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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一关于曹魏屯田制的推行过程和年代问题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始行年代。一般认为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开始屯田的地区则是许下(今许昌附近地区)。其主要根据有三:一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条云:“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二是同书同年同条注引《魏书》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三是《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载:“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因“定许”之事确发生于建安元年,故屯田制也应始于此年。既然屯田制始行于建安元年,有如上确证,则不应有所怀疑。然而,事实上确存在可疑处。我认为曹魏屯田制,并非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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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鼎革时期的开国之君多为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人,司马懿虽受儒学之风的熏染,却具备“卡里斯玛”的气质,他的身上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习性。曹操去世后,谁来统一三国,历史最终选择了司马懿。司马父子最主要的功绩就是“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使天下归于一统。虽然司马父子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从汉魏时代民众的呼声,时代的主旋律来看,司马懿又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近来有人把曹魏灭亡的原因归诸司马懿长寿,但司马懿绝非是靠长寿代魏成晋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