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罗马帝国与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史编纂

<正>“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2))以上是启蒙时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评价,这一表述未必是伏尔泰的本意,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曾承认,“德意志帝国是法国最强大的邻邦”。⁽(3))但上一表述流传甚广而成为“共识”,从而遮蔽了神圣罗马帝国在中欧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4))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伏尔泰论断”,     

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概念的考古视角新思考

<正>引子考古学的任务不仅有探索古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史,当仁不让地也包括探索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探索古代人类社会的指导理论有诸多的理论,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指导理论。斯大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1))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表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2)),简称为“五大阶段论”。     

南宋经界法中的“打量”——关于是否实地测量的讨论

<正>20世纪80年代，何炳棣提出了一个革命性观点：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组织过全国土地丈量，官方掌握的农田数字是土地所有者自己陈报的，官文书中的“亩”只是纳税单位，其数量不代表实际耕地面积。最主要的证据是对南宋经界法和明初鱼鳞图册的全新解读。⁽(1))针对“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2))这一观点，明代社会经济史大家栾成显做出了强有力的辩驳。⁽(3))最近栾成显又撰文讨论南宋经界法，     

立场、观点、思维：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历史观建构

<正>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 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2)) 历史学是对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学科。因此，以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有利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历史智慧。“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     

空间文化、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几点哲学思考

<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创新的起点。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并解决时代重大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1))以史为鉴，可以明智。回望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2))     

古史重建的社会学路径——读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

<正>自史语所建立以来,以考古学方法寻找“新材料”,从中梳理出可信历史,是古史重建的通常办法⁽(1))。不过,“新材料”仅是与“旧材料”相对而言,过去没有见到的史料,本身不等于新的智识。所谓史料,总是人的产物,人必处于特定的集体现象中。观看史料时,学者必怀有对集体现象的理解,方可使其不失为人产生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学者也可修正自己的理解。故在新材料的喷涌及考古学方法⁽(2))的发展外,古史重建运动的新意,还应体现于对社会的新理解,如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所云“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乾隆帝生母姓氏问题再探讨——从一则新近档案说起

<正>众所周知,关于乾隆帝生母为汉人的流言从清中叶起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晚清时期,旗人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中即有“辩诬”一节,否认了雍王府邸“以女易男”送还海宁陈氏的说法。⁽(1))其后,孟森和郑天挺均著文驳斥了乾隆帝为海宁陈氏之子的论断。⁽(2))如孟森所言,“高宗对海宁陈家之态度,足以觇流行语之无一可信矣”。⁽(3))郭成康也对高阳和庄练所提出的乾隆帝生母为热河李氏的说法给予了驳斥。⁽(4))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中的农村人口迁移问题——以墨西哥为例

<正>中国拉美学界认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1))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具有很大差异性,但由于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2))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3))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趋同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70—1930年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930—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4))现代化道路拟解决政治、经济、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庶民研究”在拉美：对一种印度史学理念的跨文化考察

<正>1982年,任教于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印度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主编的《庶民研究》第一卷出版,标志着后来蜚声世界的“庶民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正式登上国际史坛。此后,《庶民研究》连续出版12卷,直至2005年宣告结束。⁽(1)) 实际上,《庶民研究》尚在陆续出版之际,其影响就已经超出了印度,在世界范围得到传播。⁽(2)) 其中,拉丁美洲知识界对它的认同和接受尤为热切。拉美学者认为,     

郭沫若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正>在郭沫若的人生行旅中,无论是作为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还是作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都包涵了一个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郭沫若是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可以从他过往的三段人生经历中考察这一问题。一1924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斩钉截铁地宣称：“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或许我的诗是从此死了,但这是没有法子的,我希望它早些死灭吧。”⁽(1))     

阿卡德帝国研究中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正>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是指约公元前2316至公元前2173年,由萨尔贡(Sargon)建立,从萨尔贡到沙卡里沙(Sharkalisharri)四代共五位君主统治的两河流域统一王朝,有时候也称为萨尔贡帝国、阿卡德王朝或萨尔贡王朝。⁽(1))阿卡德帝国通常以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个“帝国”著称,萨尔贡、纳兰辛(Naram-Sin)更作为君主的正面或者负面典型在后世的两河流域传颂。⁽(2))     

莫忘申江话别时——任伯年与金吉石交游考略

<正>任伯年一生为他人绘肖像画甚多,据统计至少有50张以上,¹“一时刻集而冠以小象者,咸乞其添毫”²“求者踵接,无片刻暇”³,可见,他画过的肖像画数量远多于我们今天看到的。画过的重要师友如：周闲、任薰、胡公寿、沙馥、张子祥、高邕之、吴鞠潭、陈曼寿、吴昌硕、虚谷等,⁴这些人在当时艺术圈都芳誉遥驰,与任伯年过从甚密。其中,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像最多。⁵而有些人物的肖像画少为人注意,如“榴生”是谁？     

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正>正史《循吏传》研究首先以文本为要，文本研究须明确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笔者近两年通读19部正史《循吏传》,发现正史《循吏传》不仅传名各有变化，或曰《循吏》,或曰《良吏》《良政》《能吏》,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前后亦有变化。《史记》首设《循吏传》,列于类传之首。《史记·循吏传》记载了春秋时期的5位循吏。孙叔敖为楚国相，功绩卓著，司马迁仅记其“施教导民”“政缓禁止”⁽(1))等事迹，以及“三相楚而心愈卑”⁽(2))的人品修为。     

社会不平等与集体性权力：舞阳贾湖史前聚落的社会形态研究

<正>一、引言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中南部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图一)，面积约5.5万平方米，以贾湖文化遗存为主，年代约为9ka—7.5kaBP，亦即距今约9000至7500年。贾湖遗址第一至第六次发掘资料公布于报告《舞阳贾湖》⁽(1)),第七次发掘资料公布于报告《舞阳贾湖(二)》⁽(2))，第八次发掘资料暂以简报形式部分发表⁽(3))。     

规范与流变中的新加坡中国新移民——评《新加坡与中国新移民融入的境遇》

<正>新移民问题是近年来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之一,⁽(1))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也因其特殊性引起不少学者关注,^[1]最新出版的《新加坡与中国新移民融入的境遇》便是代表作品之一。本书作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游俊豪为马来西亚华人,长期居留新加坡,并兼任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他不仅深受新马华人文化浸润,又因工作及生活原因接触不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其研究视角明显不同于中国学者,既有旁观者之冷静客观,又能推己及人、与研究对象同理共情。     

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

<正>叔虞方鼎是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M114晋侯墓的著名青铜器，李伯谦最早指出铭文中的“叔夨”就是周成王之弟、晋始封之君唐叔虞，^①由于牵涉晋国早期历史，遂引起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对铭文断读、“夨”与“虞”文字学上的关联等已取得相当共识。^②对于方鼎主人身分这一问题，     

南海Ⅰ号沉船目的地研究——以出土金叶子为线索

<正>南海Ⅰ号其具体年代虽存在多种意见,但差别多在精度,12世纪末13世纪初是基本共识⁽(1))。该沉船约有20万件文物,涵盖了瓷器、漆器、竹木器、金属器、玉石器几大门类,尤以瓷器为大宗⁽(2))。基于瓷器流布和文献记载,学界一般认为其目的地是东南亚⁽(3))。根据南海Ⅰ号所见具有异域风格的黄金首饰,也有研究者表达出东南亚及其以远~⁽(4)),乃至阿拉伯、波斯湾地区的倾向或意见~⁽(5))。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已经证实,东西海路直通贸易至少在唐朝便已稳定开展~⁽(6)),     

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正>中国文化素有“盖棺论定”的传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鲁迅由此获得了现代文坛的最为崇高的评价。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2))     

《后汉书·乌桓传》“氀毼”考

<正>乌桓，或作乌丸，是我国秦汉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原与鲜卑同属东胡部落。《后汉书·乌桓传》载乌桓“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1))。《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王沈《魏书》则云乌桓“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2))。看来“氀毼”作为乌桓特有的织物，已早为史家所关注。但有关乌桓的传世文献甚少，氀毼与缕毡是否为同一织物，氀毼究竟为何物，历代史家见解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