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正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20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围绕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历史、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德国史学界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但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史学界普遍沉溺于因战败所带来的民族愤懑情绪之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则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主动剖析"刚刚发生的民族之过     

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判及其局限——以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希尔伯格为中心

在西方史学界关注事件如何被回想与建构的“记忆转向”下,个体记忆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来自普通人、强调情感与伦理价值的个体记忆,同样带来了如何认识其中的历史真实、如何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面对个体记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对其持谨慎与批评的态度,并从视角与材料类型的局限性、内容的疏漏以及需要警惕的扭曲等方面对它的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他也重视犹太人隔都主席等重要人物具有档案价值的日记。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评建立在重构论的史学观念基础之上,并且因为没能及时更新史观与方法论,从而造成了史料认识的片面性,但他的观点也提醒学界应当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及“记忆热”。     

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最早的反思——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与纳粹主义研究

德意志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反思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而是早自1933年就开始了。只不过,它不是由当时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由一批逃出德国、流亡国外的德意志人开始的。美国高校接纳的德国流亡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最早开始了反思。这场反思不仅影响了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了战后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和“民主化”的改造行动、联邦德国的经济重建以及德意志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战后德意志社会的这场全面深刻的反思,正是在流亡美国的德国知识精英们所构筑的思想平台上进行的。     

拉丁史籍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历史书写

1182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内爆发了一起拜占庭人针对拉丁人的大屠杀行动。通过幸存者、信使、旅行家、路人、十字军等群体的传播,中世纪拉丁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全过程和对拉丁人生命、财产和精神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这场大屠杀具有全民参与的特征。拉丁作者从受害者的角度试图对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作出解释,认为这是拉丁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拜占庭人长期以来仇视情绪的结果。对照拜占庭文献,我们就会发现,拉丁史籍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记述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拉丁史籍所塑造出的安德罗尼库斯与穆斯林相勾结、背叛基督教的形象,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这种带有偏见的记载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尤其是拉丁世界长期丑化拜占庭帝国心理因素的影响。     

试析“以问题为中心”的国史分期理论

研究历史有多种思路,既可以自上而下地顺向研究。也可以自下而上地逆向追溯,当然还可以以某个问题为中心进行全方位研究,即以问题为中心。研究国史分期理论就要在明确国史学理论学术坐标的前提下,论证国史分期的理论资源,阐述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史分期理论的贡献,论述国史     

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民族记忆与欧洲记忆文化的诞生:二战后德国人与其邻人和解的曲折道路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9月4日至5日在北京主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世界史)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协办。来自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捷克12个国家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们就二战后德国与日本对本国侵略历史的态度、东亚与欧洲和解进程的差异及其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如何汲取战后欧洲国家反思与和解的积极经验,推动日本的历史反思与东亚的和解进程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本期的圆桌会议栏目选择了四位与会学者的发言在这里刊登。宋志勇的文章从整体上对德国和日本战后历史反思的不同态度做了勾画;鲍尔康泊和依田3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对其在二战中所犯罪行的反思程度;李薇的文章则从战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宽阔视野、日本近代的思想文化和当前国际政治较量的角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为什么日本不能正视自己所犯罪行的原因。通过这些文章的发表,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一专题的讨论与研究,有...     

晚清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困境——以国籍问题为中心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也是一个逐步纳入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之中的过程 ,中国本身也经历着从传统的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本文以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国籍问题为中心 ,尤其是清朝朝野对荷兰 1 90 7年出台的《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的反应 ,来分析中国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 ,不同群体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认同的焦虑和危机     

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解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成功运用,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逐步深入,必将实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     

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解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成功运用,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逐步深入,必将实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     

民族心态对南疆社会稳定的影响——基于“相对剥夺感”理论的分析视角

民族心态中的＂相对剥夺感＂是影响南疆维汉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维汉民族关系紧张与否直接决定南疆社会是否稳定。所以,实现南疆社会稳定需要消除这种民族心态产生的土壤根源。     

“客家研究”反思：以太平天国与客家的崛起为话题

本文说的“客家”,不是对世间客居人群的泛称,而是一种学术专名,用以特指历史上在赣闽粤边区化育成型的汉族新兴民系。客家学大师罗香林曾经指出：“客家是五代后新兴的民系,自赵宋至元,为婴年时期,自朱明至清初,为童年时期,自嘉道至现年,为少年时期,……嘉道以后,世局日     

理论与实证：五十年来清代以降鱼鳞册地权研究之反思——以“太湖模式”为中心

清代至民国鱼鳞册南北各地均有遗存,研究者对其开展地权研究,并和民国时期的地权状况作比较,推论出地域经济社会的长期特征,如“太湖模式”、“关中模式”等。新的研究表明,“太湖模式”运用鱼鳞册开展研究时,在一些关键概念的理解和数据统计等方面值得商榷。“太湖模式”所用苏州鱼鳞册业佃分写的形式难以断定是田底田面权的分离。从土地占有状况来看,清代前期苏州存在大地主应是事实。鱼鳞册是十分珍贵但又存在较大缺陷的地权研究资料,在鱼鳞册地权研究中,应高度重视对鱼鳞册的考辨及其关键概念的准确理解。     

历史书写中的“七个W”——以南京大屠杀史书写为例

书写历史,需要关注七个关节,这七个关节的英文单词中,均有w。对谁来书写、写什么、空间、时间、如何书写、为什么、为谁书写等七个方面的考究,有助于澄清历史迷雾,逼近历史真相,透视历史事件背后的意涵。以“七个W”来审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新的发现和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

近年来,出土简帛书籍的大量发现为重新审视古书成书与流传的过程提供了许多新认识。通过将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与《尚书》、《逸周书》的流传进行对比,可以明显地体会到我们对古书成书复杂程度的估计严重不足,对其在流传过程中的未知因素了解还是太少。如果要对古书的成书年代进行准确把握,就必须首先了解古书"层累"作成的过程,并深入开展文本中每一处篇章字句来源与时代的考察。在考虑古书文本的流变时,还应适当考虑书写载体对文本演变起到的作用,而汉代人的古书整理工作对传世文本产生的影响也是考虑古书流传问题时不容忽视的。     

清末满人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思想——以《大同报》为中心

建立民族国家是晚清政学两界的普遍追求,汉族革命派、立宪派,满人知识分子和其他族群知识分子,甚至清廷,都加入其中。满人知识分子创办了《大同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见解。由于其身分角色的特殊性,他们不认同汉人革命派的"排满"主张,也不完全同于汉人立宪派和满清朝廷的民族认同论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些看法,主张各族同源,满汉问题是政治问题非种族问题,撤销八旗制度统合各族建立大国民国家。其中有些是对其他派别的借鉴和吸收,有些是对其他派别观点的有益补充。清廷培养满人知识分子本寄传承政权之厚望,但新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并非完全和政府站在一边,有的甚至走向反对专制政府,为清政府始料未及。     

大学生对开展“唱读讲传”活动的价值认同研究——以重庆为例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唱读讲传"是培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有效形式。如何把"唱读讲传"内化为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外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动,关键在于大学生对"唱读讲传"活动的认同,因为认同是内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决定"唱读讲传"活动能否持续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深入大学生心里的关键所在。     

试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史学的浪漫主义渊源——以德国为讨论中心

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产生,是浪漫主义运动在历史和政治领域的反映。浪漫主义对情感、历史连续性、独特性和整体性的强调,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历史学家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命运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民族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对个体独特性以及个体与整体协调发展思想的强调,使早期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根本上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