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

托勒密埃及*系指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前30年)的埃及。托勒密国王的人格被神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权威,依靠一套庞大严密的官僚体系对国家进行专制统治。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具备了专制主义的所有特征,而且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的专制主义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     

古埃及父子共治问题探究

共治是古代埃及时常出现的政治现象,即至少两人同时居于君位共同进行统治。在古埃及漫长的历史中,父子共治是最主要的共治方式,但其并非对一人独治传统方式的颠覆。父子共治多见于王朝更替之初,君主以此为手段确保顺利传位,既维护了其家族的统治,又间接维护了社会安定。托勒密王朝中后期的君主却出于种种原因改行其他形式的共治,进而数次爆发内斗,加速了其王朝的灭亡。     

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托勒密王朝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法老埃及的王权与神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统一的,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托勒密王朝,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有效地控制了神权。这主要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鉴了法老埃及的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王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级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文化背景也使托勒密国王从意识深处拒绝给予宗教和祭司各种权力。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本土埃及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

受法老埃及法律和希腊及近东其他地区法律的影响,托勒密埃及分别实行适用于当地埃及人和外来移民的法律体系。两种法律体系很少发生冲突,但一旦出现两者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危及国王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时,国王便以仲裁者的身份,以赦令或敕令的方式颁布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从而使两种法律体系处于事实上的和谐状态。无论是托勒密埃及的司法机构,还是司法诉讼和司法审判,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一法律及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弱者的利益,惩治了作恶者,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然而,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始终受到国王的控制,是国王个人意志的体现。     

论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

古埃及进入第二中间期以后,统一王国分裂,来自迦南的希克索斯人以阿瓦利斯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外族政权。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是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埃及化的过程。虽然他们在埃及有些破坏活动,但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反而在吸收埃及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埃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从某种角度讲,希克索斯人的统治是对埃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译注

《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是研究赫梯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一世废黜和重新选择王位继承人以及由此引发的王室内部的一系列王权斗争等历史事件。此外,哈吐什里一世的这个重大举动和他在文中对自我形象的刻画也树立起赫梯国家国王的形象,回答了赫梯国王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的问题。这篇文献是认识赫梯国家早期王权继承和王国内部政治统治状况的重要史料。     

"希腊化"还是"埃及化"——托勒密埃及希腊移民的文化地位研究

以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移民为考察对象．从婚姻、语育、宗教几个文化层面来探究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移民文化地位的变迁．对人们重新认识希腊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希腊移民在托勒密王朝早期还能保留文化传统,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末以后。希腊移民认同和吸纳了埃及的一些文化因素,出现了“埃及化”的倾向．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     

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的多因素透视

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是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施行的一种极具特色的经济制度,它既继承了埃及传统因素,又引入了希腊因素,兼具了埃及与希腊特色.这种融合是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根据自身的主客观因素做出的选择.一方面,统治者需要通过专营制度最大限度地谋取收益,以应对对外战争;另一方面,统治者在构建专营制度时既需要考虑马其顿—希腊人群体的利益,又需要考虑埃及本土祭司集团的影响,以维持国内政权的稳固.     

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已历一百多年,其发展历程随西方世界古代经济史的发展起起伏伏,大致经历了"罗斯托夫时代"、"芬利时代"和当下的"后芬利时代",期间虽有波折,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开始升温,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也开始有所关注。随着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加之研究条件不断改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必有广阔的前景。     

埃及发现古代猫神塑像群

埃及考古学家近日在亚历山大省发现了一座属于希腊国王托勒密三世（前246年—前221年在位）的妻子贝蕾妮王后的占庙宇,是用来供奉猫神贝斯特的,庙中共有600座猫神像。据埃及古文物最高级委员会主席Mohamed Abdd Maqsoud说：“猫是古埃及最重要的家居宠物,在一些私冢里经常可见猫的图绘。有些时候,猫与人以同样的方式做成木乃伊葬于庙宇中。”除了石制猫和无釉赤陶猫,在新发掘的贝斯特庙宇中还出土了1座希腊沉默之神哈波奎特斯的半身塑像。     

论罗马统治埃及时期的奥西里斯崇拜

在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处于文明衰落之时的埃及,政治上彻底沦为罗马统治的一个行省,经济上成为罗马的丰裕粮仓,但文化上仍能显现埃及传统丧葬文化强劲而持久的生命力。一方面奥西里斯神的丧葬崇拜在罗马统治埃及前期继续盛行;另一方面,托勒密埃及时期的奥西里斯隐形崇拜——塞拉皮斯神崇拜在此时期持续受人推崇。4世纪末,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国教的主导地位后,基督一神教开始排斥其它神的崇拜,奥西里斯神崇拜及其丧葬文化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作为古埃及文明显性标志的奥西里斯崇拜仍在罗马社会甚至后来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罗玛娜(埃及)

从前,有这么一个国王和他的王后,他们没有孩子。一天,国王对王后流露了不满:“我们结婚这么久了,还一个孩子都没有。”王后很伤心地坐下哭了,她害怕国王会为了要一个继承人而娶另外的女人。正在这时,来了一个老妇人,向王后问道:“你为什么哭?是缺少什么吗?”王后把事情告诉她。老妇人说:“不要哭,我给你一个石榴,你吃一半,另一半给国王吃。你要是生下女儿,就叫罗玛娜(阿拉伯语:石榴)。”就这样,过了九个月,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是那么美丽,站在哪里就把哪里照亮了。王后依照她对老妇人的诺言,把女儿唤作罗玛娜。过了几年,王后死了,国王娶了另一个女人。她为国王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远不如罗玛娜美丽。后母非常妒忌罗玛娜。她问她的一个男巫朋友:“罗玛娜和我的女儿,谁更美丽?”男巫总是回答说:“你漂     

土猪时代：名流云集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2005年4月9日以公证结婚方式迎娶的第二任妻子,获封“康沃尔公爵夫人殿下”头衔。一旦查尔斯继承王位,卡米拉的尊称将变成“伴妃”,不过技术上她会是英国王后。     

女性执政困境：玛丽一世女性王权合法性的确立

玛丽一世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女王,自继位伊始,其统治的合法性就充满了争议。亨利八世的婚姻案,使玛丽失去了继承王位的合法身份,爱德华六世临终遗嘱指定简·格雷作为继承人。尽管玛丽通过议会的支持处决了简并成为女王,但同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婚姻加剧了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也对女性统治充满了偏见。玛丽一世通过逐一回应对于其王权合法性的质疑,逐步确立了女性王权的合法地位。女性王权的合法确立,为后来伊丽莎白一世的继位奠定了基础,加速了民众对于女性君主王权的认同。     

《库莱讷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

《库莱讷敕令》是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颁布的一道重要法令,该敕令颁布于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叛乱迭起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颁布有明确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义务,增强统治集团凝聚力以巩固新建王国的目的。《库莱讷敕令》所强调的君臣一体理念建立在法兰克人“君臣协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之上,该传统自法兰克王国立国之初即已实行,并非秃头查理时代独创。而且,这一政治传统被部分西方学者赋以“共识政治”的理论名称并予以学术化的阐释。该理论以“君权神授”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王权与教俗贵族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之上建构一种“一体化”的和谐状态,以此维系王权在政治格局中的中心作用。《库莱讷敕令》竭力呈现此种理念,在颁布之初起到了黏合统治阶层并使之“一体化”的作用,但在秃头查理崩逝后,因王位继承危机导致王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状态不复存在,《库莱讷敕令》所蕴含的“君臣协治”且平衡一体的原则无法延续,其凝聚封建国家的作用亦戛然而止。     

托勒密二世税制改革与埃及的“希腊人”

族群变迁是希腊化时代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西方学界对于希腊人与埃及人是否融合莫衷一是。近年来出版的纸草文献表明,托勒密二世在税制改革中划分出了拥有特权的“希腊人”,其中隐藏了希腊化的埃及人,或可称为“特权希腊人”。然而,学界将税制改革和族群变迁分开研讨,或专注于讨论税制改革在王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或单独考察希腊人或埃及人个体的族群认同。事实上,税制改革是“希腊人”特权群体形成的必要条件,官方文书中希腊人身份登记、免税权、职业特权等构成了埃及特权希腊人的必备要素。在制造特权希腊人的过程中,托勒密二世提升了希腊人的社会地位,推进了埃及的希腊化,同时也将埃及社会分割为不同阶层,埋下了“族群”冲突的隐患。     

周公长于管叔考

周公长于管叔考杨朝明周公与管叔为同母兄弟,然二人孰兄孰弟,文献记载却有不同。本来,这应该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殷商的王位继承中有兄终弟及的现象,不少人遂以为殷商的王位继承为兄终弟及制。他们在讨论周公“摄政称王”等问题时,进而又往往同周公和管叔二人的兄弟...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栏中刊出3篇文章。刘亮的《古埃及父子共治问题探究》指出,古埃及时代常出现父子共居最高统治者地位的现象,多见于王朝更替之初,可以确保顺利传位并维护家族统治,但托勒密王朝中后期出现的夫妻、母子等其他形式共治却加速了王朝灭亡。陈思伟《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认为,古典时代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和影响力一直被低估;基于对若干家族的考察可知,雅典公民通过投资或经营海上贸易利用其邦际人脉、资本和管理经验,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仍葆有其传统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的内容主要有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希腊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继后的“罗马人”和基督教徒身份认同成为拜占庭时期希腊民族认同的主体内容。     

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

在加洛林时代早期的三部史书《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丕平膏立记》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有关丕平称王的历史叙事充满了种种疑团和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权利而产生的各种政治诉求。《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的叙事模式,侧重于凸显丕平称王事件中法兰克传统军事和政治仪式的色彩,反映了丕平为巩固王位和新生王朝而试图借助于法兰克政治传统确认其王位及加洛林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丕平膏立记》对膏立仪式过程的浓墨重彩,反映了丕平去世前后,加洛林王朝内部各势力为争夺王位而试图诉诸宗教神权来确认王位继承合法性的诉求;《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反映了进入承平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美化其家族历史、淡化丕平称王事件的政变色彩、伸张其取代墨洛温王朝之合理性的时代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