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

晚清西学知识的传播在“知识复制”上呈现出多种形态,是考察晚清书籍史需特别重视的环节。这襄期望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以揭示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通过各种“类书”、“提要”的方式对各种书籍进行选择,是晚清较为流行的方式,而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还不可忽略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因素略加分析,对把握晚清中国西学知识的传播所呈现的特质,不无裨益。     

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晚清入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西学中译工作,其间发生“原语主义”与“译语主义”的论争。而晚清译业的实践证明,译语主义指示了沟通中西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浅议中国古代的士绅阶层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中存在着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士绅群体。士绅群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拥有着深厚的文化教养,从事哲学艺术等文化活动,而且担负着传播被封建王朝视为正统的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任务。科举制度的实行,为士人进入政途提供了制度保证。由此,他们构成了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官僚体系中不同于西方定的一个阶层,士绅阶层,也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

晚清浙江省瑞安县士人林骏的日记记录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表明科举之废、学堂之兴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这种水到渠成与其在较长时段内引发的“深远”震荡不可混为一谈,却也并不矛盾.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由原初的“热心”到后来视停废为理所当然,对学堂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一看似前后抵牾的表现或可以从他们对旧制与旧学的不同态度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答案.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海外赢虫”——兼论市民文化与晚明世界观的塑造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编译的世界地图,为中国人打开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窗户,也记录下了晚明时期国人世界观中的域外想象.而在《坤舆万国全图》等作品中之所以会掺杂着女人国、长人国等“海外赢虫”,正是因为描绘了大量海外异人的《赢虫录》借助日用类书等通俗出版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受众范围,最终塑造了以“海外赢虫”为特征的大明世界观,进而影响到了西方知识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所以凭借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正可以揭示市民文化的时代作用,还原晚明时期市民与精英、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互动.     

晚清士人世界弱国历史撰述的学术价值与特点

晚清士人对世界弱国的历史撰述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在国别方面,他们开创了中国人对埃及史、波兰史等国别史的历史记载;在时段方面,他们的视域扩大到古罗马、奥斯曼帝国早期史;在问题方面,晚清士人解决了许多困惑国人几百年的问题,比如佛教在印度的衰亡问题就是其一。晚清士人摒弃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天下朝贡体系观,逐渐向民族国家过渡。在撰述列强侵略殖民地历史时,他们能识破列强的话语陷阱,从正反两方面分析,有较强的整体感和格局感。无论写强国还是弱国,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政治诉求,一些弱国史撰述并非实事求是,而是为了政治诉求的重构。纵有重构,弱国史撰述还是为了中国走向复兴服务,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出一条在本国各阶层、各族群拥有最大公约数的改革路径。     

闽人在清末切音字方案改革中的贡献

“切音”就是“拼音”,即采用易读易写的符号来切汉字读音．以帮助普及一般民众的文化知识。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界曾出现了多达28种的由个人或团体创制的切音字方案,由此兴起了一场前所未有且声势浩大的文字改革探讨,成为晚清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重要表象之一。其中,闽省士人卓有成效的创新,对清末切音字方案的改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现、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为历史启示。     

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观、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小说界革命”,是由新派士人中作为倡导的精英士人和作为小说家的下层士人合作完成的,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维新时代,为新派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提供了上升途径,暗合了新派士人以边缘挑战中心的社会心态。但是,由于小说的内在特质,士人与一般民众的思想分离,“小说界革命”未实现预设的启蒙目的。     

神和乃礭：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在华传播及其本土化

在西学东渐史上,利玛窦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不仅在中国用汉语编写《天主实义》和《交友论》,阐释基督教神学和伦理思想,提出对儒佛的独到分析;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并多次译绘汉文世界地图,为中国乃至东亚世界首次完整地展示了世界的面貌。该图见之于明确文字记载的自刻、他人翻刻和摹绘版本多达十余种。笔者根据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和传播的实况,将其版本分为《大瀛全图》与《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三个系列和木刻本、彩绘绢本两种形式;并就“地圆说”与地球知识、“五大州”与“万国”的概念、西方人文地理知识点的介绍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等诸多方面,讨论了利氏世界地图中所传送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词汇,指出该图是明清士人理解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论文还通过熊明遇的《格致草》、熊人霖的《地纬》、王在晋的《海防纂要》以及晚清的《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分析了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至晚清二度本土化的过程,指出该地图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清末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及现代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形成了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晚清时期,由于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改造任务紧迫,因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矛盾、急躁和激进的文化心态,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元代色目士人研究综述

萧启庆先生在《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第57页）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中这样定义“士人”：“我所谓‘士人’,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群体。从文化观点言之,士人必须具有正统儒学教育与士大夫文化,并接受儒家基本理念与伦常的规范。从社会观点言之,其人可能是显宦,可能是缙绅,也可能是布衣,但都属于一个菁英身份群体,受到社会尊崇。士人原是中原社会的产物,但是士人文化具有普世性,凡接受士人文化的异族人士都可视为士人。”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经济相对繁荣,士人阶层的社会交往行为空前繁盛。然而,在士人阶层的底层,一些生活窘迫的贫寒之士既不屑于治生,又鄙于结交权贵,生活的困顿使得这个群体的社会交往活动相对萎缩,成为与当时士林风气不协调的一个特殊群落。贫士社会交往行为的相对缩减,使得他们回归到倡导“安贫乐道”的传统儒学的范式中寻求文化的支撑。     

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

“本业治生”是指土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中国传统社会“重官不重”的社会分配格局、传统“安贫乐道”理念以及明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消极影响,使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基本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不过,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亦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     

士医之交：程敏政《篁墩文集》中医者的形象书写

明代士人程敏政在《篁墩文集》中提及20余位医者,这些医者身份多样,但缺少道医、僧医和草泽铃医等社会下层或不符合儒学传统的医者。程敏政在文集中书写医者时呈现明显的“重儒轻医”倾向,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群体依旧使用符合士人自身取向的价值标准去要求医者群体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儒医”依旧是医者群体为提高社会地位而试图拥有的“理想”身份。但也恰恰是因为“儒”与“医”的合体,使得医者群体在比附儒的同时,依旧难以与完全拥有儒学传统的士人平起平坐。     

牡丹、牡丹谱与晚明亳州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中心

晚明时期的亳州是牡丹种植与赏玩的中心,这一时期关于牡丹的集大成之作是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略考书中人物约有54位,包含了焦竑、袁宏道等名士,也有不少园丁花户。因此,这本牡丹谱勾勒了晚明亳州的"牡丹交往圈",从中可以发现牡丹在亳州社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粘合作用,它不仅维系了士人的关系网络,而且使得下层百姓也能与地方士人进行相应的交往活动。《亳州牡丹史》所体现的这种"社会史"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士人的"阶层感",他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构筑与往昔先人的联系,由此保持这种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交网络,同时需要通过撰写诸如《亳州牡丹史》这样的著述来与下层民众所"区隔"。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自然之物"的花谱也就不那么"自然"了,它们其实是士人彰显"文化权力"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