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

20世纪30年代是吴晗学术历程中的辉煌时段。他一直受到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双重影响,出入于两派之间。吴晗在学术起点上具有二元性,同时蕴涵着社会史学与考据史学两种基因。正是这种学术上的综合与兼容,使吴盼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     

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是我国20世纪20-40年代古史研究的主要派别,对我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研究影响深远。疑古精神、对进步史观的积极追求与接纳的态度、对古史资料考信而后用之的原则、注重历史与考古研究结合的治史方法,以及建设新古史体系的设想,是古史辨派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新古史体系的建设道路并不平坦,搞好新古史体系建设较为根本的对策就是在总结和继承古史辨派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创新,切实加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沟通与合作。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墨西哥革命:从官方史学到修正派史学

墨西哥革命史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与革命后墨西哥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潮流的变化密不可分。革命期间到20世纪30年代,各革命派系皆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评价墨西哥革命;30年代后,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在墨西哥政府和执政党的直接倡导和参与下,创立了墨西哥革命的官方史学;四五十年代后,特别是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后,随着墨西哥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奇迹的终结,以及国内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产生了修正派史学。然而,80年代以后,修正派史学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傅斯年与新史学派

傅斯年是我国近现代时期涌现出来的史学大师之一,对我国史学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多名师大家均认为其史学思想受乾嘉学派、兰克史学等影响,却很少论及其与新史学派的关系。本文试从中外新史学派的兴起、新史学派对傅斯年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论述傅斯年与新史学派的关系。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章太炎历史观之“新”

晚清国粹派应运而起,成为20世纪初资产阶级史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国粹派学人以章太炎为代表高举"新史学"旗帜,以传统史学为根基,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构成其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新"的一面。     

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

抗战前的20年,是北大史学系发展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史学系的课程,由最初以中国史为主,逐步向世界史扩张,从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体系。就课程变革所体现的精神而言,20世纪20年代主要受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欧美“新史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常识”教育,强调史学基本知识,特别是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灌注;而在20世纪30年代,则受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学术教育,强调史料整理辨析的训练和史学研究工具的掌握。精神不同,故成效亦有较大差别。20世纪2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在学术界有不小的影响,但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收效甚微;而20世纪3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则造就出一大批史学家,从而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深远影响。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探讨

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针对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的弊病,对经济史研究方法展开了积极地探讨。主张从问题入手、广搜史料、寻绎结论,强调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比照西方经济史以及倡导"综合研究法",形成了学派鲜明的治史风格。但其治史方法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局限,尤其是未能全面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而是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食货派学术生命过早的终结,与其治史方法自身的缺陷不无关系。     

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

非洲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给非洲传统史学造成严重的冲击。20世纪中叶非洲国家独立后,非洲涌现出一批本土史学家,他们要求清除史学研究领域的殖民主义影响,建立了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如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等,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     

评南高师的史地学研究

南高史地学派是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会员之统称。他们与传统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 ,注重史地之学 ,反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故而传统见解将他们定性为保守的或者守旧一派 ,与北大新文化派之“新”相对立。就治学而言 ,南高史地学派并不守旧 ,且与北大新文化派颇多相似之处。新旧的简单对立 ,无疑掩盖了南高史地学派的真实面目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是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该派在中国古史(春秋以前的历史)研究方面,以大胆的疑辨精神,运用新的“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有着整齐序列的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旧的古     

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再思考——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

20世纪50年代,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伊巴丹学派在尼日利亚兴起。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强调伊巴丹学派创新地使用本土口述材料、书写民族主义史学。以阿拉伯文手稿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学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多元、动态的学术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在伊巴丹大学收集、整理、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手稿,将其背后穆斯林的历史纳入“非洲人的非洲史”,打破了殖民者带有的种族偏见,并证明非洲人历史上具有国家治理经验。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伊巴丹学派遇到资金、史观的挑战,学术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民族主义”“口述材料”亦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特点。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浅议功能派目的论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以《暮然回首》为例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面向译语文化的翻译研究趋向,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概述功能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界兴起.功能派翻译理论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提出了目的性原则,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本文将对目的论的产生与发展,翻译原则,目的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进行概括总结.